一介“草人”

1 坐冷板凳的“草人”

草业科学家任继周先生99岁了。在北京北五环一个老旧小区，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工作，查看邮件、修订《草业百科全书》的文稿。怕他身体吃不消，保姆每隔一小时就要提醒他休息一会儿。

2022年，他接连得了窒息性哮喘、肺炎。治愈后，记忆力严重衰退，头天晚上计划好的事，第二天早上就忘了。路也走不动了，从书房到客厅，他需要保姆搀扶着，一点点往前移动。早几年，他还能有力气把报纸放到投影仪上看，现在只能背靠座椅，戴着眼镜，盯着显示屏上“小1号”字体的电子文档。

害怕与社会脱节，他在2022年年底开了公众号，取名“草人说话”。“我现在发不了论文了，但还有很多话想说。”他倚在沙发上，缓缓地对记者说。

他是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首位草业科学方面的院士，推动了草原学向草业产业的转变。他创建了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将草原学科从二级学科推动为一级学科。

有关他的科学成就十几页都写不完，草业科学发展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有他的参与。有人说，他带出了中国草业科学的“黄埔军校”。但这些声名只限于草业领域。普通人并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最初研究草原，是为了让国人吃上肉、喝上牛奶。

“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生病。不光我身体不好，好多人都面黄肌瘦，吃不好。中国这个弱的国家要从营养上着想，就是吃肉喝奶。”任继周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肉和奶都是奢侈品，肉质也不好。有一次，他接待来交流的外宾，对方听说吃牛肉很高兴，结果一吃口感像橡皮。

为了提高草产量，让牛、羊产好肉、好奶，他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在应用。他和团队研制出了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让高山上仅有两三寸高的草长到了半米左右，草产量也提高了4倍。他带着团队开展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的实验，成倍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肉和牛奶早已进入了人们的餐桌。但任继周又在为人们吃得安不安全忧虑。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他倍感痛心，因为这背后源头问题之一，是缺乏饲喂奶牛的高蛋白优质牧草，商家通过添加三聚氰胺来提高奶粉的蛋白检出量。

在任继周看来，饲料问题不解决，无从谈食物安全、粮食安全。据他预测，中长期内我国人的口粮需求约为2亿吨“食物当量”（将粮、果、菜、牧草、饲料等折合成一个标准），而家畜饲料需求为5亿吨，“现在我们粮食不是不够吃，是饲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了。”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通过在南、北方开展一系列科学实验，证明了用牧草代粮、实施草地农业是可行的，但限于各种原因，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其中有实际困难，更多是传统耕地农业中，缺乏对牧草和畜禽的认知”。

近20年时间，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农业文化和农业伦理学的研究中。在他看来，问题的背后是“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一说粮食安全就种粮食，养猪是为了肥田、养牛是为了耕田，缺乏动物生产的层面”。

为了探究其根源，他从80岁时开始研究中国农业史，花3年多时间写出了《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一书。93岁，他又决心编写一部中国农业伦理学专著。那时，他刚检查出膀胱尿潴留，装上了瘘管，体重下降了12公斤。

“我想着最多活两年了，两年以内要把《农业伦理学概论》赶出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破坏这些问题，是因为全社会的农业伦理观缺失，而农业伦理学是告诉人们“不仅要知道能做什么，还要知道不能做什么”。

他自称“草人”，“我像草一样，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草是见缝插针，不与人争。我这一辈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跟人争。你哪个专业红、热门，我不考虑，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十年。”

2 像打仗一样念书

几乎每个受访的学生，都对任继周的勤奋、惜时、自律印象深刻。一位当过任继周学术秘书的学生说，任继周几乎不参加宴会，也不参加婚礼，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一位学生结婚，他特地去对方家里看看生活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在候机室、飞机上、火车上以及会议间隙，他也在看书、打字。

他这一辈子都“把时间抓得很紧”。少年时期，他坚持每天写日记，看遍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大学毕业，他去兰州从事草原研究，一天能走100多里路，有时候一边拄着采集标本的采集杖在马路边上走，一边看书。

“文革”期间，为了挤出时间工作，他发明了“三段式睡眠法”——白天没有时间工作，晚上回家先睡两个小时；然后工作到次日清晨，睡两个小时；中午再补睡两个小时，每日如此循环。

任继周说，自己睡觉很少超过6个小时，“年轻时除了睡觉，我没在床上躺过”。为了节省时间，他养成了少喝水、上午不小便的习惯，导致晚年患上膀胱尿潴留，引发湿疹，一到晚上就浑身痒。

他在卧室、走廊、客厅都摆放了钟表，提醒自己“分秒必争”。

直到现在，他仍然经常通过邮件跟同道探讨学术问题。一名学生说，任继周能就一篇论文和他反复沟通，修改20多遍。兰州大学教授林慧龙回忆，给任继周当助手时，把文稿发给任继周审阅，任继周再忙也会回复，有时是凌晨4点，细致到“连标点符号也要改”。

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导李向林曾在20世纪90年代跟着任继周在南方开展草地农业试验，在他印象里，任继周不喝酒、不吸烟、不闲聊、不打牌，“没有任何不良爱好”。任继周为数不多的爱好是写诗、看球赛。那时，任继周已经70多岁了，走路很快，很多年轻人也跟不上。如今，任继周为了促进消化，每天必吃两条鱼、喝酸奶、吃橙子。

“我现在非常虔诚地保护我的健康，吃东西、生活规律等，不要半途而废搞不成事。”2012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那时他正准备投入农业伦理学的研究。

他说，自己拼命工作，是因为有“原罪感”。

他的少年时期伴随着战乱。1937年，他在山东济南平原县的老家小学毕业，紧接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此后，他开始动荡漂泊的中学生活，五易其校。

战争的惨烈至今令他难以忘却，“伤兵转移时在校园里待一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伤残，离开时候留下一滩血渍，太难过了。抗日战争在战场上中国伤亡3000多万人，（我们）真是血肉长城保护下来的，对于战乱中死亡的同胞无法回报，我有原罪感。”

“我听二哥说，他的老师熊十力说，前方将士在打仗，你们要像打仗那样念书。”说到这，他的语调提高，“我要像打仗一样念书。从读书到工作，没敢有空。后来得病了，我也要尽可能做点事”。

任继周的二哥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大学选专业时，任继周询问哥哥的意见。任继愈说，自己研究哲学虚了点，希望他从事实一点的专业。喜欢野外的任继周于是报考了畜牧兽医系，发展畜牧业，“立志改变国民营养”。

3 生命的“公约数”

任继周曾说，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位是哥哥任继愈，另一位是中国现代兽医学奠基人之一盛彤笙先生。

盛彤笙原本是医学博士，为了让国人吃上肉、喝上奶，转而学兽医，取得兽医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胜利后，盛彤笙从南京中央大学到兰州，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他认为，光有研究兽医、畜牧的人不够，还得有研究草原的人，有人推荐了任继周。

后来，任继周到了兰州，盛彤笙不仅给他安排了房子，连糊窗户的纸有没有上桐油都想到了，还告诉他，窗户纸不上油遇到雨就会破，给了他“一种家的感觉”。

感恩于盛彤笙的礼遇，任继周尚未去兰州前，就致信恩师：“进修期间不兼作研究生或兼营任何副业，专心研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以期确有进益，以报吾师厚望於万一。”

任继周说，在为人、治学上，盛彤笙对自己影响很大。他记得，有一次请盛彤笙为自己的研究报告文集作序，盛彤笙写好序后，把他叫去，指点着几处错误，用很重的语气说：“这是著书立说啊！”“至今我写东西，不敢草率从事。”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即使曾被划为右派，盛彤笙仍然坚持反对“以粮为纲”，反对“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的论调。

任继周曾说，盛彤笙是他“自省的镜子”，哥哥是他的精神支撑。

小时候，父亲忙，任继周每逢节假日，就盼着哥哥回家，陪他踢键子、射箭，教他唐诗。任继愈很关心两个弟弟的学习，在弟弟小学时，就常往家寄杂志和书籍。任继周一入初中，任继愈就给他定下了“立志高远，心无旁骛，计划领先，分秒必争”的座右铭，并要求他不间断写日记。

“我很重视哥哥的话，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任继周说，自己现在还是每天写日记，制定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年计划。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他每次去任继周家里，任继周都能记得他们上次谈论的内容，就是因为记日记的习惯。

任继周在四川江津读书时，任继愈在李庄读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在长江边上，他常到江津去看望弟弟。任继愈写信告诉父亲，称“四弟是可造之材”，决定每天补助弟弟两个鸡蛋、1斤红薯，并送任继周去当时知名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后来，任继周才知道，学校一年的学费是哥哥10个月的工资。他拼命读书，提前一年考取了中央大学。

任继周说，哥哥教会了他如何“在无常之中认定有常”，“他叮嘱我，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跟风跑。社会不管怎么动荡，你要安静，保持你的良知和平静。”他回忆，“文革”期间，因为哥哥曾被毛主席称赞为“凤毛麟角”，找他的人不少，有杂志请他做主编，他都称病不出。“哥哥告诉我‘文革’是一股文化逆流，不能掺和进去。”

当选院士后，任继周忙得“一塌糊涂”。任继愈见状，送了弟弟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个对联对我晚年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要把心静下来，不管多忙多乱。”任继周一直将这副对联挂在书房里。

任继愈一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几个学生都觉得，任继周从探索科学转向研究农业伦理和农业文化，是受任继愈的影响。

2009年，93岁的任继愈在北京逝世，之后每年清明节，任继周都会去看望哥哥，直到他走路不便。他曾深情怀念哥哥，说哥哥按照他的理想哺育了自己，自己也遵照哥哥的要求不断塑造自我。“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一天一天，刻画着我们兄弟之间的共同刻度，这是我们生命的‘公约数’”。

4 科学是毁灭不了的

任继周说，选定了自己的方向后，他就再也没有想过改专业。结婚时，岳母希望他转一门热门专业，他没转。1995年，他当选院士后，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他抛来“橄榄枝”，美国一所研究中心也邀请他和爱人一道赴美工作，他没去。有20多年的时间，他的月工资都不到200元，都是岳母帮他打理，钱不够了就去借，卖东西，“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全卖光了”。

回忆起刚到草原上工作的日子，任继周说，自己那时候“非常单纯、热血”。户口、待遇、今后的生活，他“统统都没考虑”，带着妻子、孩子，颠簸了21天，从西安到了兰州。

那是1949年，甘肃没有一条柏油路，时局也很动荡，散匪游勇不时在夜里打黑枪。但任继周却很高兴，甘肃省的草原类型有全世界草原类型的70%，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

他花了几年时间，坐汽车、马车和驴车跑遍了整个甘肃草原。他住过帐篷、睡过土炕，草原上的虱子多，他穿着“666粉”浸泡过的衣服睡觉。

1956年，任继周写成了我国第一个草原调查报告，为草原利用和放牧技术的改进提供了更多的科学依据。但在任继周看来，总是流动调查很难有更大的收获，需要尽早设立一个定位科研试验站。

任继周在缺乏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和学生一起，靠人拉肩扛，在海拔3000米的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建立起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

这个试验站直到20多年后才摆脱“黑站”的身份，有了编制。那时，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书，后4天坐火车去草原站，没有过过寒假、暑假。回兰州时，他要凌晨3点起来，卷着裤腿蹚水过河赶火车，还要借助手电筒的光驱赶夜里随时出没的野兽。

研究过程中，任继周发现高山上的黑色草毡土厚达20多厘米，弹性大，草却长不好。一天，他发现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明显好于其他地方，缘由是老鼠打洞改变了草毡的通透性，起到了通水透气的作用。他和团队根据这个原理，研制出了划破草皮的“燕尾犁”。

然而，研究刚刚起步，政治风暴来临了。混乱之中，他决定把试验站作为自己的“安全岛”，“力求做到专业以外心无旁骛”。他把没人要的书籍、仪器都运往实验站，反而将实验站进一步壮大。他长期待在站上，只有学校必须要求参会时，才旋风式地回到学校。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爆发，他从试验站上被揪回校园批斗，家被抄了很多次。为了不连累亲友，他把信件、旧照片、私人文件都销毁了，包括写了几十年、带着二哥批语的日记，还有母亲脱盲不久写给他的信。

高压下，他患了轻度中风，走路困难。哥哥将他接到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恢复健康。

当“一切归于毁灭和绝望时”，任继周依然没有放弃草原研究，“当时我深信，世界不会永久这样混乱下去，科学是毁灭不了的。我决心用自己的专业证实历史”。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一些大学老师将存书当废纸成捆卖给废品站的时候，他从中捡回一些有用的书，把重要的业务资料分藏在安全地方。

动乱期间，他自己无法做研究，想办法把学生派到试验站，远离斗争的漩涡。88岁的胡自治是任继周的第一批研究生，他说，当时任继周把自己和另一位老师分别派去新疆、青海的草原试验站，草原研究工作因此没有中断过，“这可能是全国都少有的。除了搞原子弹的人。”

“文革”后期，任继周相继编纂了《草原生产力评定》内部参考资料和《草原学英汉辞典》两本书，并在中国农科院的资助下，考察了内蒙、新疆的草原。

在林慧龙看来，正是持久不断的学习，让任继周在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就热了”。1978年，任继周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那一年，他已经54岁了，但他没有感觉到黄昏已近，而是觉得“自己的第二个工作时代到来了”。

他比以往更加拼命了。当时，中断30多年的西方文献刚刚传进来，任继周发现看不懂了，迅速组织学生翻译、共享。任继周说，自己对草原的认知没有断，“能走在一般人前面一点”，就是因为大量阅读西方文献。

1978年以后，他到北京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内部科技书店选购国外的科技书。在那里，他读到了英国斯佩丁教授的《草地生态学》和《农业生态系统导论》，视野大开，开始用系统科学的思维审视草原科学，做有关“草业”的教学和研究。

5 把个人放进历史当中，认准了就做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继周就逐渐意识到，要解决草原的问题，光在草原上下功夫不行，要把草原的问题放在整个农业系统中考虑。

他向记者回忆，刚到甘肃时，牧区比农区富有，人们大口吃肉，竞相“夸富”。1957年底，他去越南讲学。1959年回国，发现在大跃进的浪潮下，农区穷，牧区变得更穷，“有羊也不能杀，需要大队批准”。之后几十年，他更是目睹了在工业化进程下，草原退化，家畜吃不饱，牧民生活贫苦的境况。

“只在耕地上要粮食，对耕地无限索求，而耕地以外的土地毫不怜惜。”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要解决“三农”“三牧”问题，必须建立一个与“耕地农业”相对等的“草地农业”。

改革开放后，他提出建立一个生态研究所，“把草和牧加到农业系统，改造农业结构。”但当时，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中，没人顾得上他的呼声。

他四处奔走，争取支持，直到1981年才建立了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他回忆，当时是希望建立一个“草地农业生态研究所”，但那时多数人都对“草地农业”没有概念。

不过，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任继周并不灰心。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要把个人放进历史当中，不要在历史外头，觉得这不合适那不合适。命运这东西实际上是机遇，不能选择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应该找到自己生存的道理，应该找到发展的道路。要稳定，不要东张西望，认准了你就做。”

他等来了草业科学的机会。1984年，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草业产业”概念，并引用任继周的观点，草业成为一门独立的产业。借着这股势头，任继周搭建起了草业科学的框架。

他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草坪学》课，首开此课程教育的先河。他带领团队，通过混合播种草坪种子，在体育场、学校建起了一块块草坪。后来，他们为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的草坪足球场，作为农业部的礼物，被捐赠给了第11届亚运会。而此前，这样的草坪要花钱从国外引进。“至今全国大约80%的草坪从业人员出自甘肃农业大学。”任继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研究所任职期间，任继周把更多时间花在破解“以粮为纲”上。在北方，他在甘肃省庆阳市什社乡建立了草地农业试验站，使用耕地面积的18％来建立草田轮作的人工草地。作物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使谷物单产提高60％，总产提高40％，畜牧业产值翻了一番。

在南方，他带领团队，花了十几年时间，在贵州、湖北、湖南3个省进行草地实验。其中，贵州的“灼圃模式”和“晴隆模式”尤为亮眼。参与研究项目的李向林记得，他们刚到贵州灼圃时，当地流行“荞麦洋芋过日子，想吃包谷饭，要等老婆坐月子”的顺口溜，山坡上水土流失严重，很多作物长不了，人和动物都吃不饱。他们带着农民种草、养牛羊，农民收入翻了几倍。

不过，“因传统管理体制难以撼动”，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进展得这么顺利，草地农业也没有像任继周想象的那样，在全国推广开来。

任继周又回到了对“以粮为纲”和农业结构的思索中，“看起来是技术失误，其实质是农耕文化过度的延伸。”

他的研究从草地农业生态学延伸到农业伦理学和农业文化。他说自己研究了40年的草地农业系统，只是探讨了自然科学的“是”与“非”的问题，要真正付诸社会实践，还要升华为伦理学的“对”与“错”，“善”与“恶”的认知。

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90岁的任继周站着讲了一个小时的“农业伦理学”第一课。

6 最幸福的结局

如今，任继周还有很多想法，他想写写家庭伦理问题，食物问题伦理学，以及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伦理问题。但身体不允许了，他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

担心农业伦理学研究后继无人，他委托学生寻找合适的人才。前两年，一名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系读书的博士向他请教一篇有关草业法的论文，多次跟该博士交流后，他欣喜不已，最终把对方拉入了研究农业伦理学的阵营。

得知对方经济情况不好，任继周转给他5万元，让他专心做学问。后来，该博士去了兰州大学教课，任继周反复询问他住宿、办公的条件。“任先生像一个亲人一样温暖。我心甘情愿搭上一辈子（做农业伦理研究）”，这名博士说。

任继周经常给学生打电话，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名学生说，任继周有一次半夜两点给他打电话，他第二天早上看到，以为“出啥事了”，赶紧往任继周家里赶，结果任继周说他太瘦了，看起来精神不好，拿出来一个装着6000元的信封，让他改善营养。

任继周经常对学生说，要读文学、哲学、历史，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林慧龙觉得，任继周就像他“身边燃烧的一团火”，“他有那种迫切的愿望，推你往前走，你有任何条件，他都愿意为你奔波。”

在林慧龙看来，任继周不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个战略家。任继周一直关注技术领域的变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学习用电脑写文章，吸纳数学、物理等其他学科的人才进入到草业学科中，建立草业学科的“信息维”。

令任继周欣慰的是，草业的地位越来越高了。“尤其2005年的‘一号文件’，把草原和畜牧业提高到新的高度，直接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相联系，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从草原到草业的新时期已经呼之欲出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但回想自己这一生，他仍觉得“做得太少太少”。任继周的生日是11月7日，这一天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前苏联的国庆日。去年，孩子们给他过生日，晚饭后，家人都离去了，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哭了起来。

他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想到了在雨花台被枪杀的数10万英魂，“多大的牺牲啊。我想到这些人我心里难过”。

他想到苏联70年而亡，“一个庞然大国竟然活不过我去。我这么渺小一个人，一介草人呐，什么权也没有，居然活到现在。”他眼含泪光，说自己太渺小。“不管权力多大，威势多么厉害，都是暂时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把历史的正气的命脉积蓄下来，非常要紧”。

他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把权和利忘光，心无旁骛做你的工作。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视做‘他我’，不要总想着我、我、我。要融解在大自然里头，融解在社会里，不要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范围里头忧愁”。

几年前，老伴去世，他有大半年身体很虚弱。保姆说，有时候任继周说着说着，就开始掉眼泪。身体转好后，任继周又投入工作中，“只有工作时他才能忘记一些杂念”。

任继周的院子里有一张圆桌，以前，两个哥哥一家人过来，全家人围聚在一起，十分热闹。后来，一个个人到“站”了。椅子一个个空了。“我自己也到了到‘站’的时候了。”任继周感慨，“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孔子说，三十而立。立是个位子，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社会就好。”他把老伴和自己攒的钱，捐了600多万元，在6个单位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

他说，一个人最幸福的结局是“路倒”，“工作工作着就离去了”。

林慧龙记得，许多年前，一次参加会议途中，任继周坐在车上，回忆起在河西走廊做科考的经历，说当时有个老师躺在草地上休息，手里握着粮票，被一个土匪看见，两人厮打起来，土匪把这个老师杀了。

听到这个故事，林慧龙很震惊。但他记得，任继周讲述时很平静。

任继周说，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躺在路边休息过，也没有因为危险踌躇过，他一直往前走，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