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这个物种是不存在的

2008年，湖南澧县遭遇罕见的雪灾，郭沛文觉得冬天特别冷，路上很滑。那时候，他在澧县最好的高中澧县一中读高二，喜欢推理小说，上英语课时，他躲开老师的视线，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名叫《不嚷蝉》，讲的是一个“帮助自杀”的故事。

那年暑假，北京垂杨柳高中的学生，多数被征集去做奥运会的志愿者。高二学生李唐没有去，他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五六本余华、苏童的小说，整个假期，几乎都待在家里，看书，写诗，在诗歌BBS上与网友聊天。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浙江余姚，由于金融危机，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刚来余姚的一家制鞋厂打工的少年郑在欢，每天只需要上半天班。之前，郑在欢在河北打工，业余写作了一本自传体小说，来余姚的路上，一直将小说藏在背包最底部。

2008年已经过去12年。当初这三位爱好文学的少年，已经成长为90后作家，年近30岁。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郭沛文写作推理小说，作品有国内推理作家中少见的文学自觉；李唐则着迷于在构建的幻想世界中，探索人的精神、存在；郑在欢个人经历曲折，作品风格黑色、幽默，与自身生活经验勾连紧密。

现在回头看，2008年前后正是很多90作家最早开始写作的年纪。彼时，80后一代作家的作品，正被包装为“青春文学”的概念势头仍猛。如今的90后作家，那时的阅读中，或多或少有着“青春文学”的影子。但当他们自身进入文坛，评论界和媒体发现，似乎很难像80后作家中找到“残酷青春”那样的概念将他们的群体特质固定下来。

少年的偶像

用代际而非文学风格来划分作家群体，最早是从“70后”一代开始的。1996年，《小说界》率先推出“70年代以后”栏目，此后《芙蓉》《山花》《花城》等杂志相继推出“70后”作家的作品。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看来，“70后”“80后”概念的产生，是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它表明文学革命的终结，“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思潮的因素。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

文学期刊用代际命名作家群体与大众媒体、书商炒作的最早“合谋”，则发源于1998年。彼时，《作家》杂志推出“70年代女作家小说专号”，将“70后作家”与“美女”绑定在一起宣传，一时间，棉棉、卫慧等70后“美女作家”以“身体写作”的名义集体出道，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随后，这种包装手法在“80后”一代中达到顶峰。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是《萌芽》杂志社时任主编赵长天。1998年初，彼时销量已经跌入低谷的《萌芽》杂志社，推出以反对“应试教育的八股文”为鲜明标签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代表人物，在参赛、获奖之后，被贴上“残酷青春”的标签，迅速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彼时广受关注的文学明星。

对于那时还是中学生的很多90后，参加“新概念”可以获得高考加分的现实诱惑，以及那些80后文学明星们名利双收的人生路径，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最早动力。

2006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新蔡县的初一学生郑在欢，由于家里不再给他负担学费，辍学跟随表姐去河北白沟镇打工。在白沟镇，他和工友们消遣时间的方式是看小说。起初是看玄幻、武侠小说，多是连载，有时看完一本，下本买不到，他就自己编排情节写续集，娱乐工友。他擅长编排搞笑的段落，比如大侠在西瓜地比武，互相向对方身上扔西瓜。

有一次，郑在欢去书摊买书，老板推荐他看韩寒和郭敬明。他看两人的书，觉得两人的生活那么幸福，讲起自己却总有一种悲伤的语调。他想到自己曾经充斥贫穷、暴力的校园生活，觉得自己的经历，远比他们残酷得多，如果表达出来，一定会比他们更出名。于是，在娱乐工友的那些武侠续篇之外，他开始写一本自传体的校园故事，但从不示人。一年多之后，他离开白沟镇，去浙江打工，路上，他将这本小说藏进了行囊。

湖南澧县的初中生郭沛文，在了解韩寒、郭敬明之前，只看过《哈利波特》和一些语文课本推荐阅读的名著，尝试编排过一个将道士、吸血鬼杂糅到一块的奇幻小说。

了解“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郭沛文萌生了用写作改变命运的想法。“(他们)也让我有一种自己也有天分，可以做作家的错觉，在压抑的学校生活中，这种理想确实支撑我了很长一段时间。”郭沛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也有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虽也身处“80后文学明星”最红火的年代，但对这些人的作品兴趣寥寥，比如李唐。李唐最早对文学有兴趣，是在父亲的旧书架上，找到一本《叶塞宁诗选》。他被其中描述俄罗斯风景的句子打动，开始模仿叶塞宁写作诗歌。

高一那年，李唐在网上阅读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国内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北岛、海子那个年代的人，幻想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北岛，没想过韩寒、郭敬明那种身份。”李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他将自己的诗歌发布在BBS上。网友得知他是90后都很惊讶，“90后都开始写作了？”

  超越与分化

郑在欢和郭沛文，亦没有停留在“青春文学”的阅读中。彼时市场热捧的“青春文学”，更像是一个带领他们走进通往文学世界的入口。他们从入口进去，见到更为多元的作品，并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观念。

差不多在阅读韩寒作品的同时，郭沛文迷上了社会派推理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高中那会儿，也在看一本名为《推理》的杂志。“(推理小说)吸引我的一个是逻辑，另外，对于推理小说中由毒品、妓女、赌场这些社会阴暗面，会有一种好奇”。郭沛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会儿，他在尝试写一篇名叫《不嚷婵》的推理小说，多年之后，他将这篇高中习作中的一些情节，挪用到了第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冷雨》中。

高中毕业之后，郭沛文在长沙理工大学读新闻学，后来去了长沙本地媒体《晨报周刊》做记者。2016年，郭沛文决定辞职。“当记者会有一种无力感。”郭沛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辞职之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新工作，就决定先在家写小说。

他的小说创作，与他曾经媒体人的经历有种隐秘的关联：他决定是否创作一部小说，往往是因为一个社会议题是否值得关注。比如，他有亲戚是性少数群体，于是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冷雨》，用罪案的外壳，探讨性少数群体的处境。

郑在欢开始更广泛的文学阅读，则是在一次获奖之后。2009年，郑在欢从浙江余姚，来到北京，在大红门批发城柜台上卖货。那会儿，他第一次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诺基亚N72。他上网时，看到一个叫“空中网”的网站正在办一个文学比赛，头奖奖金30万。这打动了他，于是每天在看柜台和坐公交的路上，在手机上写小说。

他在“空中网”连载的两篇小说，一篇是讲一名杀手的故事，故事中有他个人经历的影子：主人公叫乐子，16岁离家出走，流浪到广州一个全是流浪者聚集的地方。另一篇是玄幻小说。最终，写杀手的小说获得“三等奖”，奖金8000元，他骑着送货的电动车到中关村领奖。

获奖之后，郑在欢认识了在这次活动中同样获奖的青年作家魏思孝。后者给他推荐了很多严肃作家的作品。有大概四年，他全职在家读书、写作。这四年，像是他对于文学的一次自我教育。每天待在家里，看海明威、鲁尔福等作家的作品，也找电影来看。交流的人只有女朋友。

辞职第三年左右，他在70后作家阿丁创办的一个文学平台上，写作一篇名为《红星》的小说，故事原型是他家乡村子的一个傻子。之后两个月，他几乎以一天一篇的速度，用幽默的笔调，写完了家乡的往事，最终集结为他出版的处女作《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杂志曾组织了一次针对35岁以下青年作家的问卷调查，调查几乎囊括了所有在各级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的青年作家，其中90后作家65人，最年轻的生于1997年，这是当下已知的浮出水面的全部90后作家。这些年轻作家中超过70%的作者已出版了个人作品集。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50%的作者曾获得各类纯文学奖项。其中也纳入了部分出版过畅销图书的作者、类型文学领域代表作家与活跃于豆瓣、“One·一个”及各种网络文学社群的写作者。“90后作家差异性还是挺大的。”该刊主编徐晨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暂时还未浮现出能代表一代人的指标性作家与群体，或是被普遍遵循的写作主张。”

此外，根据问卷结果，徐晨亮分析出青年作家的经典阅读谱系：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经典作家，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作家，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等西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经典作家，构成这套文学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

相比前几代作家，90后作家的阅读谱系，养分来源更加丰富。除了经典，青年作家还受到类型文学、同时代外国作家或是文学史主流叙述之外边缘作家，以及影视、动漫、游戏的影响。

  没有标签的一代

李唐真正开始写作小说是在大学时代。是卡夫卡的作品促成了他开始写小说的念头。“卡夫卡改变了我对小说整个的观感，他让我看到一种特别自由的写作状态。你不一定用故事撑起一部小说，可以用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思想来构建小说。”李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与郑在欢、郭沛文的小说中有现实世界的印记不同，李唐的小说创作会剥离人物的民族、国家、习俗等社会性维度，只留下精神性的部分。“我不太喜欢去复述一些生活的东西，我喜欢写的是一些在缝隙之间的东西，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你习以为常的生活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这种时刻是我比较迷恋的。”李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唐算是比较早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的90后作家。读高中时，他通过诗歌BBS结识了一位《诗选刊》的编辑，将三首诗歌用QQ传给对方，不久得到答复，诗歌发表在该刊关于90后诗歌的策划中。

与李唐一样，郑在欢、郭沛文的作品走入传统期刊的发表、出版流程，也与互联网有关。如今，郑在欢出版的小说《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最早是发表在作家阿丁创办的一个非虚构平台。而郭沛文出版的第一本书《冷雨》，则最早发表在豆瓣阅读。

2016年，90后作家的作品开始在文学期刊上集中亮相。这一年，《作品》“90后推荐90后”、《山花》“开端季”、《芙蓉》“90新声”、《文艺报》“新天·90后”、《天涯》“90后作家小辑”，将90后作家的作品在纯文学期刊领域大面积呈现。

只不过，与“80后作家”被推出时被大众传媒广泛讨论，拥有海量读者相比，“90后作家”这一概念推出之后，收获到的反响要冷淡许多。这一方面由于“90后作家”的作品难以找到类似于“残酷青春”一样的共同标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本身的变化，曾经塑造“80后文学明星”的大众媒体和图书行业，双双被时代浪潮推向边缘，人们更关注90后互联网创业明星，而不是他们的同龄写作者。

此外，人们也对“70后作家”“80后作家”这种定义模式产生质疑。这一概念塑造神话与明星，但也遮蔽了70后、80后中真正的严肃文学写作者。事实上，70后、80后的严肃文学写作者，出现的时间要滞后概念本身很久。前些年涌现的阿乙、曹寇、阿丁等作家属于70后，他们的出现远晚于出版业与媒体对“70后作家”的命名。而近年来才浮出水面的班宇、双雪涛等作家，则是80后，作品质量远超那些曾经的80后文学明星。

与曾经的80后文学明星们相比，李唐、郑在欢、郭沛文的日常生活，显得平凡很多：李唐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传媒和出版行业工作；郑在欢和郭沛文在工作了一段之后，现在在全职写作。郑在欢曾当过4年编剧，攒下一笔钱，如今写作的同时，也在动漫公司兼职。郭沛文辞职之后第一本小说《冷雨》售出了影视版权，他现在用那笔收入维系生活，“如果其他书IP卖不出去，可能过一段也出去找工作了。”他对于未来的计划很现实。

对比自己与曾经80后文学明星在生活上的差距，他们都显得坦然很多。“我的工作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物质欲望也没有那么多。90后虽然没有那么像80后那么有名，但起码他没有被标签化，每个人写作方向都不一样，可能性也都比较多。”李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