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新作《最初·纪年》：神作或是胡闹？

    毫无预兆地，王朔出版了一本新小说，距离上一本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已经过去了14年。在当代文坛，王朔无疑是读者最挂念的作家之一。

8月12日，出版方发布预售消息当天，10万册就发完了货。8月16日正式发售那天，另外10万册也发完了。首印20万册，一周之内又加印10万，出乎在出版方预料之外。

他们并非不清楚王朔的号召力，但这本名叫《起初·纪年》的书看起来着实不太好卖。它长达54万字，虽然依然是满纸活灵活现的北京话，却竟然讲了一个汉武帝的人生故事，与当下的时代隔着十万八千里。这看上去太不王朔了。

王朔作品《起初·纪年》。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看客们的胃口还是被牢牢吊足了。寥寥几百字的宣传文案，暗示了这是一本不得了的巨著——这54万字仅仅是四卷本中的一卷，王朔这十几年的深居简出其实是为了这皇皇巨著的140万字，以正史为底本，博采方志、传说、野史、天文、地理、气象、医学、数学等知识，不仅用北京话写，还融入了上海话、陕西话、英语、土耳其语、网络梗、自创方言、仿写先秦古歌……

  这是汉朝的《百年孤独》，还是贫嘴版的《追忆似水年华》？是加长加厚的《故事新编》，还是北京话版的《哈德良回忆录》？这是神作，还是胡闹？

还没拿到书，就有一批读者兴冲冲地在豆瓣上打五星，期待王朔“治好我的精神内耗”。事先已经通过试读本读过全书的人，在网上发表了极高的赞扬。等到第一批读者看到书，网上却荡漾出一股奇怪的氛围：不喜欢，但又不敢骂。随着看到书的读者越来越多，好评与差评交替上涨，差评大胆地多起来，读者对语言风格的不满压倒了老作家的光环。

王朔新作无疑是今年重要的出版事件，也是一次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

自始至终，作家本人一直保持着低调。在这个老作家们纷纷登上短视频、直播间，甚至亲自开抖音和公众号的年代，那个口才极好、在骂战中战无不胜的王朔，似乎处于断网状态。他只有一篇新书的序言在网上流传，而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股罕见的谦虚和礼貌。

闷头十多年，王朔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小说？他又是如何写成的？

用嘴写的小说

“起初，我六年……”，一些读者直接被这个开头“劝退”。

《起初·纪年》开篇以第一人称写起，“我六年”，即汉武帝登基第六年，也是亲政第一年。这个拗口的纪年口吻，奠定了全书语言实验的基调。在54万字的长途文字旅行中，读者不仅得习惯通篇的京腔，还得接受汉武帝称呼司马迁为“马迁”，人物随口会说出“墙裂”“森么”“怎么肥四”等21世纪网络语言，所有的“那个”都写作“内个”……有时候需要一些想象力才能恍然大悟，比如汉武帝说的“嗖”，原来是英语“so”的意思。

《起初·纪年》内页。图/受访者提供

书稿交到编辑手里，编辑也费了不少脑细胞。这本书的编辑之一是东北人，自认为可以理解八九成北京话，但还是得不时找编辑部里的老北京人请教，依然得不到答案，就去问作者。比如“不喛喛”是什么意思？王朔说，是“不言语”用北京话说快了发出的音。

“他希望用纯口语化的方式来写，做到真正的我手写我口，一个词儿说出来发什么音，写出来那个字儿就要发什么音。这是这本书很重要的风格之所在。”责任编辑之一孙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本书里避免使用多音字，遇到多音字会用同音的另一个字来替代，也是出于口语化的考虑。“他希望这个小说是阅读时自带音效，这就是他的目的之一。”

这本书从2007年开始写，每年主要集中在春夏写作，因为北京天一冷，王朔的嗓子就不舒服，读不了，写得就慢下来。王朔在自序里说，他是“拿口语写作的作者，检查文字也须拿口语来回溜，没磕啵儿，才觉得通顺”。

语言是身份的象征，俗语让汉武帝褪下了皇帝的光环。汉武帝和群臣操着大杂烩的语言聊与匈奴作战的对策，就像一群老大爷坐在胡同口聊闲天儿，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全然没有正史里的一本正经。王朔并不是在写一本以帝王为主角的历史小说，而是在写一部王朔自己的小说，只不过正好与历史有关。

这本书里还是残留了一些小问题，王朔似乎自己也力不从心。比如人称的转换，开篇以第一人称“我”写起，到了第18章，却突然转换成第三人称的“上”（借用史籍中对皇帝的称呼）。后面的叙述中，“我”和“上”不时交替出现，甚至在同一章中发声，而这仅仅是用词上的切换，并看不出视角有什么本质不同。

王朔也提到了这一处理，他解释说，因为历史细节考证繁琐，想要采取全知视角等于难为自己，所以使用第一人称，所见限于一己之侧，能少交待少交待，是不得已。然而，“没想到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一旦进入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视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不留意间已转入第三人称叙事，几十万字岔出去回不来。有些人物所行骇人，心机莫测，远超常人所想所能驾驭，亦为第一人称天然具有同情之理解所不容，故在很多篇幅陆续出现第一、第三人称混用章节，乃至最后写丢了第一人称，通篇以第三人称尬然终了”。

以什么人称叙事，这也是编辑绕不开的问题。孙腾透露了王朔的进一步解释，“他写‘我’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把自我放进去，以王朔的心态去考虑汉武帝应该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写‘上’的时候，他要跟汉武帝保持一点距离。汉武帝在巫蛊之祸、杀自己儿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这超乎王朔的想象能力。‘我’当然干不出这事儿，是‘上’干的事儿”。

“尬然”一词或许暗示了王朔的些许不满。不过对于他来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用，早在《看上去很美》里就有“前科”。那时他暗示，这是为了模糊虚构和真实的界限，让这个有着回忆色彩的小说看起来不像回忆录。他故作耍赖地说：“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用，爹不是爹，娘不是娘，朋友不是朋友，我不是我，谁要跟我三头六案对证，我是不认账的。”

王朔（1993年）。图/视觉中国

对于《起初》，王朔希望在史实上能立得住。《起初·纪年》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载汉武旧事，大事件以通鉴的纪年为准，一些例行封赏、宴飨，通鉴不如汉书详备，由汉书补入，“巨细无一无出处，没瞎编”。对史籍的掌握给他造成了挑战，“他也觉得这个小说的体量和他表达的空间、时间范围实在是很大很大，如果要严丝合缝没有任何问题，可能超出了任何一个个人能把握的限度。”孙腾说，“所以他觉得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写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就是这个时代给予他的东西了。”

从规模上来看，这部小说的全貌远比现在能看到的这本宏大。王朔其实写了一部140万字的小说，只是为了出版方便，才分成了四卷。最早出版的《起初·纪年》，自汉武帝登基第六年写起，从情节顺序上来看，这其实是最后一本，是140万字的最后50多万字。140万字要从哪里切几刀，直到出版之前，都没在王朔的考虑范围之内。写作过程中，也仅仅是为了保存的方便和安全，怕文档会坏掉或丢失，写到一定长度，他就另开一个文档。“有的在两个紧密连接的自然段之间突然断开，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分一下卷。”编辑孙腾说。

《起初·纪年》最终选择从汉武帝登基第六年开篇，是编辑和作者商量很久之后的结果。这50多万字从汉武帝亲政写到生命的终点，如传记一般，至少在叙事上是连贯的。王朔在序言里说，这一卷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无歧义，各卷章节相对独立，从后往前更容易看进去，所以最先跟读者见面。

至于前三卷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还不得而知。从王朔的语气来看，前三卷似乎阅读挑战性更大，“前数卷趣味、用典、用辞则多有可商榷”，目前还在删改之中。编辑则透露说，不同于第四卷对史料的忠诚，前三卷由于涉及更多上古时代的内容，文献记载零星而飘渺，作者发挥想象的空间则更为开阔，能看到气势恢宏的场面、长途旅行的公路小说、思辨性的哲学辩论等等。

“我们希望这一两年之内能出完，读者将会看到一个更奇妙的世界。”孙腾说。

为什么要写《起初》

有人评价《起初·纪年》“碰瓷”《故事新编》。20多年前，王朔写过一篇《我看鲁迅》，以一贯的解构语气将鲁迅请下神坛，对其作品有赞有弹。他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没太多好感，最喜爱的确实正是《故事新编》。

“这些游戏之作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儿。”王朔写道，“再加上一条，就是他深厚的旧学知识。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真够姚雪垠、凌解放，包括陈家林学半年的。”人们很容易从《起初·纪年》中看到《故事新编》的影子，上古神话人物说起英语、吃着炸酱面，早在一百年前就被写进了小说，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创意。

王朔对作家止庵说，写这本书还受到了约瑟夫·海勒小说《上帝知道》的影响。《上帝知道》是1988年出的中译本，取材于《圣经》，讲的是大卫王晚年在病榻上回顾一生的故事。“《上帝知道》那本书当年看过的人很多，但后来从来没听哪位作家提起过。”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觉得他用第一人称写汉武帝，跟这本书是有一点关系的。”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三四月份，止庵一直在阅读《起初》的试读版，读完了全部四卷小说。《起初·纪年》出版以后，他也是第一批在网上发表评论的人，有人说他是为朋友说好话，他特意澄清，自己此前跟王朔仅有一面之缘，称不上为朋友说话，只是作为他的读者谈谈感受。阅读这部小说，让他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阅读王朔的感觉。

看完小说，止庵想写一篇文章，专门讲讲《起初》的读法。他觉得阅读这部小说，如果能抓住两点，或许更容易进入王朔的世界。首先是王朔一以贯之对崇高的解构，他总要把历史人物从神坛拉到地面上来，依然能看到当年那个“将颠倒的价值观再颠倒过来”的王朔。其次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写作？“汉武帝和群臣该说什么话？说实话我们对此根本就不知道。其实让汉代人说什么话都不合适。所以也可以说，说什么话都合适。他们说普通话吗？普通话还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后来推广起来的呢。说陕西话？河南话？现在的陕西人河南人祖籍根本不在那儿。说文言文？古代言、文是两回事，文言文根本不是用来说的。”

王朔前不久过了64岁生日，心境随着年岁变化，不再是年轻时候的心态。“他现在心态很平和、松弛，每天撸猫，对于销量没什么预期，他觉得不重要。可能重要的就是书写完了，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完了。”孙腾说。

在王朔的写作履历中，能明显看到心态变化的痕迹，因为他不愿重复自己。1984年，他以《空中小姐》成名，经过90年代的几场笔仗,他被贴上“痞子文学”“文坛个体户”的标签，被认为是个个性张扬、风格“邪乎”的“顽主”。那时，他的代表作是把调侃和解构发挥到极致的《顽主》《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90年代，他投身影视圈并获得成功。1999年，他以小说《看上去很美》重归文坛，至2008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这一阶段的作品与此前已有很大不同。

变化来源于精神危机。据他自己回忆，1991年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第二年陷入写作危机和精神危机，对写作生活和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他说不愿意重复自己,要写就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挣钱和写作缠在一块,让他觉得“挺拧巴的”，很长时间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自己的爱好。渡过精神危机后的归来之作《看上去很美》，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忆，写北京复兴路大院幼儿园里的一帮孩子，那也是他长大的地方。他反思前一阶段的创作，“既往文风失之油滑，每每招致外人不快。这次是做抒情文章。”

又过了十几年，王朔再次转向，显然是又遇到了新的变化。

止庵用一个“对应物”的概念分析王朔的转变，他觉得此前王朔写作的“对应物”都是自己过去的生活，但这个“对应物”终于显得不够宏大，于是他超脱了自己，以更大的历史来做“对应物”。面对如今这本《起初·纪年》，王朔自己则说：“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在序言里，王朔则又收敛雄心，谦虚地解释说，选择汉武故事，只是碰巧对他这一朝几个人知道得更早。另一个原因是他幼时其实是个军迷，李广和李陵的悲剧性命运对他有所刺激，“和我熟知的大英雄套路完全不同，初衷有相当成分意图借汉武朝军事活动把本人军迷时代攒下来的小爱好、小见识发挥一下，过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