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新行长刘珺谈「银行如何突围」

38岁任光大银行副行长，48岁又成为国有行最年轻行长；他还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行长，出版了数本高质量的金融专著。

今天，交行宣布了新行长。关于刘珺的报道铺天盖地，轻金融不再赘述细节，只是简单做一些梳理。

刘珺此前的主要工作经历都在光大银行，在多个重要部门担任要职，参与过光大的股份制改造，主导过最早的银行理财业务，在光大银行待了21年。这些经历使得他有非常丰富的银行从业经验；

正是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在2010年，刘珺38岁的时候就升任光大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速度非常之快；

2014年，刘珺还曾担任光大集团的副总经理；2016年，他出任中投副总经理。如今，48岁的他再度回归银行业，成为六大行中最年轻的行长，也是国有行首位70后行长。对刘珺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轻金融还发现，刘珺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行长，曾撰写了数本高质量的专业著作，包括《金融论衡》、《新金融论衡》等，可谓丰富金融实践与深厚理论功底兼具。

据《财经》报道，一位光大银行人士评价刘珺，“刘行属于学者型行长，相当有书卷气，讲话都是引经据典，工作上年轻有为。”

对于当下的交行而言，太需要这样一位理论与实践经验均丰富的行长了。

单单从一些主要指标来看，这些年，交行的一些指标，已被招行、邮储超越。比如交行总资产已经被邮储超越，交行的营收被招行、邮储超越，交行的净利润也被招行超越。

交行不能再掉队了。对于这样一位新行长，也值得给予更多期待。

认识一位行长，可以先从他的文字开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字摘自2016年出版的《新金融论衡》，虽然过去多年，当中仍不乏真知灼见。（本部分由轻金融撰写）

以下内容来自“国际货币网”，均摘自刘珺《新金融论衡》一书第五篇·关于新制度：寻找回来的世界——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时代的变与合，轻金融在此分享给各位从业者。

面对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处于守势。比尔盖茨曾说，银行是21世纪的恐龙。传统金融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正经历着变革与融合。

一、传统金融之惑

(一)造神运动

“反身性理论”被金融大鳄索罗斯奉为其投资哲学的基石。该理论阐述“参与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参与的事态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二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决定，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也就是说创造者会受到被创造者的左右，被创造者影响创造者及其后续的行为。

以反身性理论解读金融市场，由于人的认识永远是片面和不完全的，因此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市场永远是错的，而一个错误市场循环到极点必然会崩溃。这就好比Mary Shelley笔下创造的科学怪人，它越来越强壮而不受控制，最终毁灭了创造者。金融世界也出现过这样的怪物，叫做“金融危机”。

金融作为第三产业，安身立命于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然而金融最终发展的结果是形成自我循环，自我加速发展，过度膨胀，偏离甚至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表现之一是金融市场的资产占整个GDP的比率不断上升。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统计，2008年美国金融市场资产总量为GDP的４倍，加上衍生工具后约为10倍，相当于把实体经济增加了10倍的杠杆，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十分之一的变动就会把实体经济的所有财富瞬间摧毁。可见，金融自我循环的结果使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达到178万亿美元，加上金融衍生资产后约为600万亿美元。规模如此之大犹如头顶悬河，危机四伏。

“去杠杆”是限制金融领域无限制发展的重要措施，却非朝夕之力可以解决。据摩根士丹利统计，2007年美国企业杠杆率(净债务对EBITDA比率)急剧上升，部分原因是银行界鼓励实体经济加杠杆，上升到顶端后又急剧下降。2011年前后危机痕迹渐逝，杠杆率又节节攀升。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调控措施之一就是提高回购协议的保证金比例，特别是提高投机性较强或高风险业务的保证金比例，来有效降低杠杆比例。

(二)新经济旧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步入“新经济”时代。新经济之“新”在于：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创新蜂聚，市场运作层面的空前激烈竞争，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周期的冲击率比以前要弱。经济的波动率要有效地被运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即整个经济要进入一定程度的滞胀，增长率要降低，通胀率也不高，发展速度也放缓，整个产品调整与结构调整的压力要增大。在美国体现在GDP增长率的波动性趋缓，呈收敛状。在中国表现为“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的新常态。

股票市场却恰恰相反，愈发呈现高竞争和高波动状态，股票指数波动率反映出的经济波动性与新经济的周期特征存在不一致。全球金融市场指数的高波动性与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减幅论出现背离。究其原因，首先，宏观经济方面，虚拟经济愈发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的经济形态；中观市场方面，金融市场的重心逐步转向衍生品市场，衍生工具的波动放大且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微观主体方面，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性决定了定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基础产品价格决定过程中理应遵循的价值规律。因此，尽管新经济在体量上数倍于旧经济，但其波动性始终未有效收敛，旧疾犹存。

(三)巨人倒下——金融危机后的“一地鸡毛”

鲜有金融机构能在金融危机过后完好无损。危机之后各国监管机构纷纷出台强化监管的措施，如欧美推行的旨在检验银行风险承受力的压力测试、以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为目的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新规、以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核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限制大金融机构投机性交易的沃克尔规则等。惩戒力度空前，比如摩根大通由于“伦敦鲸”等事件，诉讼费用高达90余亿美元。

(四)系统性失灵

旧金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体系失灵。其一，市场经济圭臬有所褪色，自由主义不干预的“原教旨”受到挑战。危机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无一例外地开始推行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与稳定金融市场。2008—2014年，美联储与英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约４倍，日本中央银行扩张了2倍，欧洲中央银行扩张了17倍，即以计划经济的方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可见，计划与市场本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伴而生。

其二，货币政策制定程序脱离规则为主导，经典货币政策理论光彩不再。“泰勒规则”曾一度被美国在内的多国政府所青睐采纳，该规则提出稳定的货币政策必须要提升名义利率的幅度超过通胀率的增幅。事实上，随着美国通胀率的上升，实际利率却在下降。泰勒规则建议的利率与实际情况出现矛盾。美联储由关注单一的通胀率转为关注通胀率和就业率，最终决定是否加息。流动性陷阱成为又一难题。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指经济运行进入一个短期名义利率为负的阶段，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实际中，利率不能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实体经济的业务动机和谨慎动机稀释一部分货币都会导致流动性陷阱失灵。然而当经济步入衰退期，流动性陷阱就成了难以逃脱的沼泽。2014年6月欧元区首次步入负利率时代，严重的通货紧缩迫使欧洲中央银行提出要把通胀率促进起来达到2%的目标，欧元区陷入流动性陷阱，利率政策已无法扭转经济基本面疲软的局面。

(五)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传统金融存在自身无法解决的慢性病，正如海曼明斯基所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本质上是内在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追逐利润的投资、融资等市场行为的不稳定。他既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也反对对总需求进行微调、刺激。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和救助，实际上是为更大的危机创造条件。曾有经济学家很好地总结过，“我们永远是在想着去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经济体。在动态调整一个变化的经济体，这就对我们的动态调整能力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既然人们很难具有逆周期调控的能力，就有必要再造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扬传统金融之长，避其之短。

二、改造旧世界

互联网金融既已出现，传统金融就会消亡？事实并非非此即彼。第一，并没有出现多个成熟的互联网机构挑战传统金融；第二，纯粹的互联网金融在整个金融交易量的占比并不高；第三，消费者并没有张开怀抱全面拥抱互联网金融，而是左手传统金融、右手互联网金融。所以传统金融不是消亡，而是如何将传统金融与新金融的重叠部分有效去除。

传统金融对于互联网金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金融无可取代之处在于其能够有效提升资金的运转速度，进而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金融的三项作用体现在:促进交易成本的下降、实现资产保值增值、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互联网金融只有秉承这三点精髓，才能具有生命力。

三、美丽新世界

互联网时代是信息从不透明到透明、从经验到大数据的时代，是科技延伸媒介，媒介更新人文，人文重塑商业规则的时代。新时代，传统金融如何突围?关键在于七变六合。

变一:三观尽改

盈利观由“一日三餐”到“少食多餐”，由依靠利差变为将金融流程的任何环节经济化、收益可测算化，从精细管理中要效益；客户观由“二八定律”到“长尾效应”，由贡献90%利润的10%的客户，变为数量众多的“草根阶层”；风险观在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基础上，扩充了声誉风险、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

变二:网络迁徙

高度复杂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将通过线下解决，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向线上迁徙。传统金融通过网络迁徙不断瘦身，瑞士银行、瑞士信贷、花旗银行都对原有的物理渠道进行了缩减，形成了物理加虚拟的新循环体系。

变三:异族入侵

新模式不断挑战传统金融。Ｐ2Ｐ凭借提高投资人回报、降低融资方成本，有效启动了原本处于相对静止的金融资源，使其高效运转；众筹在中国本土化成投资新渠道，使融资更开放、更便捷、更大众化；影子银行是互联网概念在金融领域的重新安排与调整，将表内转到表外。

变四:绿色革命

互联网推动传统金融由资本驱动转为轻资本驱动。传统银行资本金要随着资产扩张不断增加，而互联网金融能够使很多业务通过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新循环系统实现，银行由重资产负债表向轻资产负债表转换，原有的规模偏好应当重归审慎。

变五:目标游移

管理目标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变为相关方利益最大化。价值网中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公共服务等任何一点均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管理目标愈发网络化、极致化。甚至最基本的信用体系也已经内化在网络之上。互联网再造了一个熟人社会，把熟悉的人、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文化、熟悉的行为在互联网上再造，而这些非结构化的要素构成了互联网信用评级体系的基础。

变六:模型突变

商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传统金融奉行“无私不稳”，强调了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例如，西班牙Ｂａｎｋｉａ银行的人员要驱车设法安排偏远地区的客户能享受到服务，然而这家银行却是欧债危机爆发后最先倒闭的大型银行。可见，如果继续用零售银行来支撑商业银行盈利，势必要借助新模式、新媒介、新渠道，特别是借力多维大数据提升满足长尾人群需求的能力。

变七:监管之殇

监管要从过去的单一监管、金融监管调整为类金融监管、广义金融监管，从机构与功能监管延展到数据与信息监管。

变革中的传统金融将与互联网金融实现多层次的融合。

融合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互联网与金融的共性。以人为本就要降低交易成本、保值增值、增进信息透明度。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一切技术都是人的延伸”。从理性时代到感性时代，从慢时代到快时代，从垂直时代到扁平时代，从奋斗时代到娱乐时代，周而复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自我的时代，媒体是自媒体，金融是自金融，无论金融机构存在与否，以人为本的内驱力都能驱动整个金融需求的满足。

融合二:市场再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分野趋向模糊，金融服务及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日趋重合。通过网络捕捉需求，设计产品的同时即交付产品，交付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的过程，客户反馈的过程也是产品修正的过程。未来Online与Offline的界限将逐渐模糊，消费者永远在线，线上线下将相互融合，最终O2O也将变为O&O。

融合三:服务再造

服务通过整合重塑。其一是入口整合，包括网点整合、电子银行整合、网络银行整合、人员整合等。其二是场景整合，将金融“生活化”融入客户生活的主场景。其三是产品整合，产品更加多元化、个性化。所有线性流程和非线性流程高度整合的终极目的是留住客户。

融合四:信息再造

信息再造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信息系统安全可控。IT系统对外依存度过高是中国银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银行主机几乎都是“舶来品”，数据库和软件外包了技术，也外包了安全，系统结构“拿来主义”，网络建设“系统效应”信息管理分割掣肘。未来一旦进入“云端”，再加上大数据及大规模数据处理，系统的大脑可能在可控范围之外，安全性、准确性、可管理性、应急机制等均存在不确定因素。中国银行业只有解决了“阿喀琉斯之踵”，才能站稳走好。

融合五:文化再造

互联网与金融融合的结果是互联网金融与客户的高度融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与互联网相伴而生的80后、90后的“数据原住民”逐步成为互联网金融消费的主流。1966年以前出生的“数据难民”更习惯传统线下的金融产品，夹在中间的是“数据移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将成为“数据移民”，移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是文化再造的过程。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融合六:政策再造

没有单纯的国别问题，也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国别政策将让位于国际协调，包括政府间政策协调、国际经济组织危机救援、非正式国家间对话机制等多种安排。区域风险可以外溢为全球风险。政策再造方能顺应时势。

总之，传统金融在处理庞大的市场信息已经力不从心。所有经济体系的再造都是围绕信息展开。把信息变成最核心资产，是互联网金融的永恒主题。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改造传统金融要真正把握所有产业的核心驱动力，即增进人类的福祉，唯此互联网金融才能长久，唯此金融之树才能在平衡之间长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