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宇靖：东京奥运会唯一一名中国籍国际火炬手

“站在阳光普照的开阔公路上，紧张地等待上一位火炬手跑过来传递圣火，然后在沿途观众的欢呼声中潇洒奔向下一位火炬手……不，这种印象中的热血场面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2021年7月12日，廖宇靖作为2020东京奥运会唯一一名中国籍国际火炬手，在东京传递奥运圣火。4天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7月12日至8月22日，东京将进入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第四次紧急事态。

紧急事态下，除岛屿地区外，东京都内全境公共道路上的圣火传递被取消，这也意味着廖宇靖此前期待已久的奔跑和欢呼都成为泡影——所有圣火传递活动将在室内无观众状态下进行。

为了参加奥运圣火传递，他于6月从成都飞抵东京，经历了14天的自主隔离，在日期间的生活开销均为自费。

而他为此次圣火传递的付出远不止这些。2019年12月25日，东京奥组委正式通知廖宇靖当选东京奥运会国际火炬手，不久后他便开始运动减肥，目前已减了近30斤。虽然传递火炬只需跑200米，但他期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青年的良好形象。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周左右，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廖宇靖仍然很难相信，几天后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将要在这里举办，因为“一切都太安静了”。开幕时间一天天临近，他发现住所附近的街边，与奥运有关的元素正在慢慢增加，他猜测日本政府在有意地逐步提升奥运会的氛围，以避免引发日本民众的不满——7月12日，他传递奥运火炬的当天，场馆外有市民拉起横幅，反对举办奥运会。

这是廖宇靖第二次传递奥运圣火。2008年6月22日，他曾作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传递火炬。廖宇靖的家乡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传递火炬那天，5·12汶川特大地震刚过不久，当街边的围观群众得知他来自地震灾区后，全场和他一起高喊“中国加油，四川雄起”。13年过去了，那一天现场此起彼伏的呐喊声犹在耳畔。

因为亲历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所以这次在申请希望进行火炬传递的城市时，廖宇靖选择了也曾经历过强震的日本福岛县，并最终成功当选。然而，随着东京奥运会成为疫情“蝴蝶效应”下的一环，他的火炬传递之旅也变得格外曲折，“其实挺失望的，但我还能怎么样呢？”

知名青年作家、汶川特大地震志愿者、两次奥运火炬手、高原警察、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在廖宇靖过往34年丰富的人生履历上，奥运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以下是他的自述：

1、我在6月30日就看到有媒体报道会取消公路传递，但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死心，因为官方还没有宣布。我是7月12日传递火炬，但直到7月8日深夜十一点半，奥组委才通知我公路传递被取消，当时距正式传递时间已经非常近了，可见整个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在当下仍处在一种“兵荒马乱”的状态。

在室内传递火炬，相对来说会更加形式化。工作人员在室内搭了一个台子，每个火炬手接替上台，我的上一把火炬手拍完照后，我走上台，然后再把我手中的火炬点燃。圣火在我手上大约燃烧了3分钟，我举着燃烧的火炬比划了几个规定动作供媒体拍照、录像，然后再将圣火传递给下一位火炬手，她就站在我左侧两米左右。

我所在的那一组大约有20人，我是第14棒，也是其中唯一的国际火炬手。我的上一棒是一位女性医护人员，第15棒是一名女高中生，我们组有1位坐着轮椅的年迈长者，还有3位残障人士，其中1位视障者牵着导盲犬来传递圣火。

整个圣火的传递仪式非常快速，大概持续了30至45分钟，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很久的准备工作。当天早上八点，我从租住的地方出发，九点半到达指定集合点，接着就是登记、消毒、测温、换统一服装。按照奥组委最新的防疫规定，火炬手在传递前14天要进行健康登记，并在传递之前提交登记表，否则将失去火炬手资格。那天我们提交了健康登记表后，以此为凭证换取了火炬手制服等物品。

十一点左右，工作人员召集我们开了培训会，讲解关于火炬传递时的站位、姿势等注意事项。培训会结束后，我们坐大巴前往最终的传递场馆——东京立川花园舞台场馆。当我站起来准备往外走的时候，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起身为我们鼓掌，这时我才第一次有了传递圣火的感觉。

今年2月，我收到东京奥组委下发的最新版手册，允许火炬手选择戴口罩。在传递火炬前的培训会上，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培训会的场所比较空旷，相对更加安全。结果到了传递火炬的场馆，他们居然又让我们全部取下口罩。这是一个密闭空间，现场除了有火炬手之外，还有工作人员、媒体、亲友团等，我猜可能是为了媒体拍摄需要。

我觉得这挺危险的。刚好7月12日那天，东京再次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所以在等待上台的那段时间，我内心特别不安，甚至还有点紧张。

这是我第二次传递奥运火炬，第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说实话，这两次传递火炬的场景差距特别大。

我2008年能成为火炬手，是因为我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当时我在都江堰做志愿者，工作很简单，帮着抬伤员、运送救灾物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那年我21岁，读大二，特别喜欢吃馒头包子，有一天中午我很困，拿着馒头坐在路边睡着了，刚好被一个媒体拍了下来发到网上，被很多网友关注。其实，当时很多志愿者都是这样子的，我只是比较幸运被北京奥组委选中了。

一个月后北京奥组委通知我，说我当选了火炬手，我当时年龄还小没有概念，不知道啥是火炬手。但是等我真的到了现场，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周边的人跟着我一起用四川话高喊“中国加油，四川雄起”的时候，心里感触还是挺深的，而这一次更多的是忐忑。

2、我是绵阳北川人，一个从灾区成长起来的青年，我能感觉到在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后，这些年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向上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火炬传递对我的意义很大。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汶川地震，所以这次在选择希望进行火炬传递的城市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也曾经历过强震的日本福岛县。在福岛也有很多经历过地震灾害的青少年，我想着如果我真的能去福岛传递圣火，也许会给他们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奥组委反馈给我，他们选我的理由也是如此：复兴不屈的精神，希望通过传递奥运圣火，给全世界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青少年带去希望和力量。

现在回想起来，2008年传递圣火的经历改变了我之后人生的轨迹。当时我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传递火炬，青海省政府特意带我们到周边看了看，我觉得藏区特别美。第二年大学毕业，我就报名去川西高原最偏远最贫穷的县城之一的甘孜州新龙县做了高原警察，可以说是2008年那次火炬传递开启了我和藏区的缘分。

我从16岁开始写小说，初中时比较自闭，三年下来和有些同学甚至没说过一句话，写作是我的情绪宣泄口。最早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给文学期刊投稿，没想到被刊发了。当时信心一下子提升了，我就把1万字的中篇小说变成10万字，之后也顺利出版了，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长达18年的创作生涯，直到现在。

2009年考警察之前，我已经出版了几本书，还帮黄渤这些知名影星写过电影剧本，当时收入挺不错的。但是那时我的阅历已经支撑不起我的作品了，我写的内容都是靠自己去编，我想以更真实的一段经历来充实我的人生。

碰巧那年国家政法体制改革，我就考了四川警察学院，读侦查学。我还记得当时我的笔试面试成绩特别高，但就是体检卡在了体重上，那时我才97斤，太瘦了。第一次体检没通过，医生说给我三天时间，让我起码要达到100斤，但最后也只撑到了99斤。后来第二次体检前，我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疯狂地吃馒头、喝水，那种桶装的矿泉水我至少喝了三桶，检查完后像喝醉酒一样吐了，其实现在想起来是很危险的。

我做高原警察那几年从没有离开过大山，一直在刑侦一线，除了办案之外，我还是法医助理，配合法医解剖。我们的工作是跟生死打交道的，有时候去山里抓捕犯罪分子，路途遥远，汽车、摩托、骑马、徒步，什么交通工具都乘坐过，常常要穿着防弹衣背着枪在高原上奔跑，工作结束后累得都迈不开步子。

藏区的生活很单一枯燥，有时连网络都没有，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写作，我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是作家，他们都是在我辞职后看报道才知道的。那时候我最喜欢听藏族小伙伴们讲关于藏族的传说和故事，之后我出了两本跟藏族有关的书，是我所有作品里面卖得最好的。

高原警察做了三年后，一来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想回他们身边，二来相比起“铁饭碗”的安逸，我还是想让我的人生处于一种奔跑的状态，所以我就辞了工作，回到成都开始全职写作。

我是那种敢于打破舒适圈的人，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去做。两年前，我发现我在创作中遇到一些瓶颈，就想在未来转变一下自己的创作方向，做一些跨国际的研究，于是我申请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的青年一代。

3、我的这次圣火传递特别波折。2019年6月，我向东京奥组委提交了申请材料，中间经历了预选、总决选，直到2019年12月25日晚上才正式接到成功当选上火炬手的通知。当时特别有意思，邮箱直接把这个邮件默认成了垃圾邮件，我是两天后整理邮箱时才发现的。

其实提交资料后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这届奥运会火炬传递在日本本土进行，火炬手的选拔原则上也只针对日本本国人或者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而且我后来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本届火炬手的选拔竞争非常激烈，一共收到了100多万份申请书，比如福岛县收到的申请书超出指定的传递名额200倍。

2019年12月，我到了日本开始做研究。2020年1月我从东京回到成都，按原计划我是2020年3月26日在福岛传递火炬，但之后日本疫情越来越严重，等我再想回日本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入境政策不再签发新的签证，我当时就回不来了。

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规定，像我这种情况是会被直接取消火炬手资格的，但是他们考虑到我自身特殊原因，就破例为我更改了。奥组委跟我说，他们是第一次单独为一个火炬手破格更换传递城市。由于时间原因，在第二次选择传递城市时，我选了最后一站——东京。

今年6月20日我到达东京，出发前在国内接种了新冠疫苗。我租住的地方在浅草桥附近，毗邻“二次元圣地”秋叶原，周边交通很方便，而且有很多正宗地道的川菜馆，能满足我的“中国胃”。奥组委什么都不管，14天隔离生活期间的开销都是我自费的。

在办理入住的时候，房东问我为什么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逆向而行，我说我是东京奥运会国际火炬手，7月12日将在东京传递奥运圣火，当时房东满脸惊讶。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我是唯一一名中国火炬手，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参加这次传递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中国人，但是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从中国专门飞到东京来传递圣火的，应该说我是唯一的中国籍国际火炬手。

我的隔离生活除了写作便是吃喝睡，只有到了傍晚，我才会戴好口罩，去外面“放放风”或是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

日本政府实施“自主隔离”防疫政策，其实就是“自己回家，自觉隔离”。按照防疫要求，我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会收到厚生劳动省的健康调查邮件，需要在下午两点前回复，邮件一般是跟我确认两个问题：体温是否在37.5℃以上，是否有感冒症状。

此外，我在机场入境时被要求下载一个叫“MYSOS”的APP。隔离期间，我每天都会在这个APP上不定时接到厚生劳动省的“查岗”视频电话，工作人员会询问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外出，他们会要求我在视频中展示我的房间背景，以此来证明我真的没有乱跑。

这次东京奥运圣火传递我等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前一直对这一天有很多幻想，想象过在传递过程中要做哪些动作、喊哪些口号。疫情发生后，在没有取消公路传递之前也有过这种幻想。为了这次传递，我专门去减肥，从145斤减到了118斤，你算一下，我瘦了27斤。

但是最后我来了东京，连跑都跑不了，其实还是挺失望的。不过后来一想，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真的太不容易了，如今还能够举行这样一个仪式就很不错了。我已经释怀了，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4、虽然有遗憾，不过圣火传递那天，还是有几个点让我挺激动的。由于疫情，现场没有观众，每个火炬手可以带4名亲友进入场馆，我带了日本导演竹内亮，他正在拍摄一部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之前联系过我，希望跟拍我传递圣火。

那天我点了火炬以后，我的亲友团竹内亮导演和几个中国朋友在现场高喊我的名字。我特别兴奋，他们喊“廖宇靖加油”，我回应他们喊“中国加油”，而且还喊了两声，声音特别大，我觉得太爽了。

当时场馆内很安静，之前培训会的官员要求我们不要喊口号，但是真的站在台上，听到亲友团不断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内心还是被点燃了，一年多以来各种复杂的情绪在那一刻都释放了。

另一个激动的地方是，当我传递完火炬走出场馆的时候，看到那一幕真的惊呆了：大概有10多个中国留学生在场外举着国旗为我加油，还唱着《歌唱祖国》。后来据我了解，他们提前6个小时就到了场地，并且专门为这次活动买了国旗，一面大的10多面小的，其实在国外买国旗并不容易，一方面少，另一方面特别贵。

因为整个奥运火炬传递都是非常冷清的状况，特别是当我一个中国人独自在异乡，当时看到这种场景真的特别自豪，特别感动，瞬间热泪盈眶，你不知道在国外看到五星红旗是什么样的感受。

过去这一年半里，有关东京疫情和奥运会的消息我都会密切关注，真的是经历了太多波折。奥运会推迟整整一年，从福岛到东京，从有观众到没有观众，从公路传递到室内，一次一次的改变，很多东西把你折腾久了，你内心也会很疲惫。

其他的火炬手可能理解不了我这种复杂的心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天我看到等待在场外的中国留学生们会那么激动，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此前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烟消云散了。

这几天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你几乎看不出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几天后就要在这里举办，一切都显得太安静了，你需要用心去寻找，才可以偶然发现一些东京奥运会的宣传痕迹。

我有留心街边和奥运会有关的元素，随着开幕式的临近，每天都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变化。我发现我家门口挂的与奥运相关的旗子越来越多，每天增加一点，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平淡的。

我感觉日本政府是想有意地逐步提升奥运会的氛围，毕竟他们也要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情绪。就在7月12日传递圣火当天，场馆外仍然有很多反奥人士拉着横幅，高喊着口号，反对举办奥运会。

我内心还是希望东京奥运会能够成功举办，我觉得在全球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情况下，一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或许能成为人类战胜疫情的一个风向标，提振全球共同抗疫的信心。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届奥运会最终会办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