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民：愿以一生许大庆！

他是我国石油开采专业首位工程院院士，院士登记表里这样评价他的工作：“这些工艺，都是世界上油田开发意义重大、难度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技术”。

国际小行星中心将21023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德民星”，命名公报中如是介绍他的身份：中国油田分层开采和化学驱油技术奠基人。

见到84岁的王德民院士时，他刚动过腿部手术不久，步履还有些迟缓。

“不影响工作！”问起手术，他满不在乎，身姿依然笔挺。

“荣誉只代表过去！”说起成绩，他轻描淡写，面庞清癯冷峻。

唯有和记者聊起石油，他才滔滔不绝，眉宇间渐渐透出一股俊朗少年之气。自从23岁来到大庆，他始终在和石油“过招较劲”，也不曾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到大会战前线去，为国家拿下大油田！”

“那时常说‘百废待兴’，这些都是最‘待兴’的”

1960年隆冬，松嫩平原滴水成冰。王德民和几位工人扛着100多公斤重的绞车，从一口油井挪向另一口。

他们要用绞车把测试仪器送到井下。可严寒中井口冻死，仪器下不去。

怎么办？王德民和工人们解开棉袄包住井口，又把冰冷的防喷管抱在怀里焐热。等原油化开，仪器下井，嘴唇早已冻紫了。

此时，他刚到大庆4个多月。

中瑞混血的王德民，生于河北唐山，后举家迁至北京。自小家境优渥，父亲曾任同仁医院副院长，母亲在高校执教。出生5个月，日寇发动“七七事变”。童年时期，战乱成为他最深痛的记忆，“国家不强大就会被欺凌”的意识，也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德民升入汇文中学读初中。高二那年，学校组建以新中国兵器工业开拓者吴运铎命名的“吴运铎班”，品学兼优的他成为其中一员。

第一次听吴运铎来校作报告，他深受震撼。

“题目是《把一切献给党》，讲了7小时。我和同学们泪流满面。”王德民把这位“中国保尔·柯察金”的事迹重温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信念刻在心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祖国献出一切！”

1955年高考后，甲等生王德民挥笔写下七八个志愿，专业几乎全是石油、水利、钢铁之类。原因很简单——“那时常说‘百废待兴’，而这些都是最‘待兴’的”。

北京石油学院录取了他。当时中国石油极缺，老百姓把汽车用的汽油、点灯用的煤油都称为“洋油”。西方专家有关“中国贫油”的论断，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头上。

五年大学生涯，王德民学到了许多采油科技知识。大三实习，还参加了川中石油会战。“结果让人失望。国家寄予很大期望，但这里很快不出油了。”他说，“我切身体会到，搞石油太难！但越难，越需要有人做，越要靠科学。”

毕业前夕，石破天惊的喜讯不期而来：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横空出世，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展石油大会战，新中国将“贫油国”的帽子一举甩进太平洋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石油学子们欣喜若狂，“大家敲脸盆、唱着歌，喧腾了一整夜”。紧接着，王德民的同学中有一批被派往大庆。随后，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大庆是一片“奋斗的热火”，汇聚了王进喜等一大批舍身奋战的“铁人”，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打出一口口新的油井……

王德民激动难抑。终于等到毕业，他放弃留校机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庆：“搞石油不去油田，何谈报效祖国！”

“大庆等不得，我也不怕那么多了”

王德民工作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油田地质室测压组实习员。

时值大庆“测压会战”，目的是弄清数百口生产井的地层压力。然而，国际通行的测压法“赫诺法”并不适用，测压偏差很大。

中国得有自己的测压法！王德民发起攻关。

白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刨两口饭就开始自学热传导数学、水力学、俄文，直到凌晨两三点；夜里穿越大片苞谷地去图书室借书，被敲门声惊醒的图书管理员好心提醒他：这片地界晚上有狼……

几个月过去，王德民系统掌握了国外各种测压法，无数次推演隐隐有了答案。

1961年2月14日，除夕夜。油田发给每人半斤白面、一碗肉馅，让大家包饺子。

喜气洋洋的职工食堂里，王德民看着手里的面粉和肉馅，皱起了眉头。

“这不得把大半天‘包’进去？不行！可我也饿啊。”灵机一动，他把面粉擀成两张“大饼”，捏了两个特大号“饺子”，煮了半小时，便不顾生熟捞起来吃下肚去，回到宿舍继续奋笔疾书。

灵感，在辞旧迎新之夜冲破最后一道屏障。王德民推导出了中国第一套、世界第三套不稳定试井测压公式！从此，被命名为“松辽法”的公式在全油田应用，精度比“赫诺法”提高两倍。

其后十余年，王德民接连研制出多层试油、油水井分层测试等工艺，助力大庆油田二次采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他的过人胆识，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用直径2.2毫米的钢丝替代大型通井机，实现了测试仪器钢丝化投捞，既经济，又灵便。

研发偏心配产、配水器，解决了同心配产器“取一层须拆所有层”的弊病，配水合格率提高40多个百分点……

“特殊年代，每次请战都冒着‘白专’风险。何况，我还有外国血统。”王德民感慨，“但大庆等不得，我也不怕那么多了。”

“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春潮澎湃，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此时，大庆油田已保持10年稳产高产。

怎样再稳产10年甚至更久？必须开发新储量。

新储量是有，但开采难度极大——与国外油田一般只有几个油层不同，大庆油田油层少则80多个，多则140多个，其中1/4是0.2~0.5米的薄油层，国际尚无开采先例。

“中国人来开这个先例！”又是一番夜以继日。两年后，王德民牵头研制出“限流压裂法”，可一次压开20~30个乃至70个薄油层，使低渗透层变成了可经济开采的油层。大庆油田地质储量猛增7亿吨，“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王德民并不满足。此时的大庆，采收率40%，已到水驱的极限值。他把目光投向世界性难题——化学驱三次采油。

很多人劝他慎重，因为国外权威早已断言：三次采油是“未来技术”，目前无法实现。

“不干怎么知道呢？就要在‘没希望’的地方找突破。”王德民研究了美国应用化学驱失败的大量案例，列出8大类、200多项课题，形成了周密的试验思路。

方案终获批准。十年艰辛，1996年，聚合物驱油技术在大庆推广，世界纪录随之诞生——中国成为首个实现化学驱三次采油大规模应用的国家；大庆石油采收率近70%，远超发达国家45%的水平。

王德民仍未止步，又率先向四次采油发起进攻。

“大庆石油含水量越来越高，采上来100吨液体，98吨都是水。”王德民解释，“我们开发出同井注采工艺，在井下油水分离，只采石油不采水，成本降幅巨大。”

又是十年呕心沥血。2020年底，同井注采顺利通过验收。王德民期待着它推广应用，“引发一场全球老油田复采的大变革”。

“你说，我能停下来吗”

耳濡目染间，一种热爱在传承。

王德民的儿子王研，是看着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长大的。那种专注，让他从小就对石油产生了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大庆油田，一步步成长为采油二厂总工程师。

说起父亲，王研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严。“父亲不苟言笑，对工作、生活极严谨。我儿时难免抱怨，后来走上这条路，才理解他。”

科研是父子间最好的交流。同井注采，王研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年迈的父亲不再常到井边，但每天的电话雷打不动。“有时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小到一个零件的构造，大到整个系统的计算，都不容分毫偏差。”

这种严，王德民科研团队成员、东北石油大学教授马文国感受至深。

“王院士从不听‘左右’‘大概’。”马文国说，“一次路遇，他问：实验数据有什么变化？我说，‘和上次差不多。上次数据好像是，是……’院士脱口而出：‘6.51！你再测几次，认真分析。’我又佩服，又惭愧。”

王德民最严厉对待的人，是自己。

早年间，相貌堂堂的他却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一身工作服，脏了没工夫洗，也没几件可换；头发长得遮住了眼睛，也舍不得花时间理；常年熬夜伏案，鼻梁上架起厚厚的近视镜片。

后来工作愈发繁重，他恨不能“一分钟掰成两半用”。为省下烧开水冲泡的时间，索性干吃奶粉、咖啡粉充饥提神；不慎摔断腿，住院三天就回岗位；应酬交际极少参加，中午总是自带面包、水果在办公室吃，省下去食堂的时间……

“他算过，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就是每天8小时、每周5天的2.1倍，相当于把为国家工作30年延长到60多年。”东北石油大学教授吴文祥回忆。

由于自小英语流畅、口才出众，王德民在新中国石油国际交流中被推到前台，荣获国际石油学会“三次采油先锋奖”等诸多奖项，也多次收到出国工作的邀请，而他“根本没动过这个念头”。“我的成就都是中国的。”他说，“正因为中国还不富裕，才更需要我。”

大庆，是王德民许下一生的地方。退休后，他本可以回到北京，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与哥哥姐姐等亲人相伴终老。但他舍不得离开大庆，因为，“哪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大油田，让我随时去研究？”

少年时代，王德民曾在北京市中学生短跑比赛中获奖。这位昔日的运动健将，如今把科研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竞速跑，拼尽全力，也要跑赢油田的衰老速度。

“四次采油、绿色采油，还有一堆事情等着啊！”望着远处的油田，王德民问记者：“你说，我能停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