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远去的校长

　　1983年底，当章开沅在民意测评中胜出、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消息传来时，很多人感到意外，章开沅本人尤甚。此前，他的最高职务是教研室主任，没做过行政工作，也无意于仕途，一心只想当一个学者。他自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把这次当选称为“历史的误会”。

　　2021年5月28日，95岁的章开沅远行了。这究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期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答案。

　　章开沅有一句著名戏言，说自己当校长时的华师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有人说他让一些行政经验比他丰富的副校长在前面独当一面，笑他“老奸巨猾”，问他身为校长做些什么呢？他回答，他主要是抓学校总的奋斗目标，现在大家一说目标就很具体，要有指标、有规模，而他的目标是精神性的。他说，他有两个榜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陶行知，前者强调学术自由，后者强调走向社会。

　　章开沅弟子、华中师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朱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当校长之前，华中师范大学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不够高，而且很容易被人与华东师范大学弄混。现在华中师大人回头看，都认为章开沅担任校长期间华师呈现出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华中师大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尤其是国际学术交流，基本上都是他当校长时开创起来的。

　　章开沅的大弟子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靠学术威望治校，他的角色更像一位精神领袖。“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章开沅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

　　“章开沅道路”

　　1957年，刘芹茂从华中师范教育系毕业，留校担任青年助教。他一进校就听说了章开沅。那时31岁的章开沅是历史系教员，与他同龄的那批教师大都来自中原大学。

　　章开沅1944年曾参加青年远征军，按规定退伍后可以免试自选学校入读大学，他选择了南京的金陵大学，本想读农业经济系，但在入学摸底考试后因语文成绩较好被分到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前，他大学肄业，投奔解放区，进入河南的中原大学。武汉解放后，他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不久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基督教会办的华中大学合并。院系调整后，重组为华中师范学院。

　　1958年，汪文汉保送华中师范学院语言班，刚进校就听说章开沅是先进人物。由于讲课水平出众，他被称为历史系“四大金刚”之一。华师党委在年轻教师中选拔了一批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章开沅与马列主义系的高原、中文系的王庆生等都在其中。

　　刘芹茂记得，章开沅开始特别“冒尖”，与他倡议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有关。

　　1954年秋，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到武汉调研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1958年“大跃进”时，章开沅也打算“放一个大的卫星”。他向领导建议，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得到支持。1961年，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章开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

　　以院长杨东莼、党委书记刘介愚、教务长陶军为首的校领导班子开始重点培养章开沅，作报告时经常号召青年教师走“章开沅道路”，即“又红又专”的道路。那时学校大发展，校团委把青年教师团员从系学生团总支分出来，专门成立一个教师分团委，刘芹茂担任专职副书记，常请章开沅为大家作报告。

　　“文革”时，章开沅、熊铁基和张舜徽被打成历史系的“三个走黑线的典型”，长期蹲牛棚，“文革”后才获得解放。

　　章开沅受到批判后，不能教书，不能发表文章。老院长杨东莼一直很赏识章开沅，为了帮助他，就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名义把他调到北京参与整理文集。

　　他说，杨东莼影响了他一生。到了北京，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界。如果一直待在桂子山(华师所在地)，孤陋寡闻，学问不可能做大。

　　章开沅认为，“文革”前武汉教育界出了两个了不起的大学校长，一个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一个就是杨东莼。杨东莼虽然后来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但一直是个做学问的人，一生以学术为本。他“反右”时适可而止，“文革”时不揭发别人，也不承认错误。

　　章开沅说，自己从杨东莼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既要顺应潮流，又不能盲目地跟从潮流，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上任波折

　　1983年，华中师范面临换届，与北大等被教育部确定为校长(院长)选聘的几所试点学校。

　　教育部派出工作组，由一位年轻、思想开放的人事司副司长带队，来华中师范主持民意测评。民意测评不设候选人，也不搞竞聘演讲，在中层干部和副教授职称以上的人员中“海选”。章开沅那时因学术交流外出，没有参加投票。

　　选票收齐后，由工作组封存，直接带回教育部。当时为历史系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主任的章开沅得票全校第一。教育部根据民意测评结果，经过研究，决定任命章开沅担任院长。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时任历史系教师熊铁基记得，那时历史系正处在人事纷争当中，系领导“左”的立场招致大部分人的反对，很多人支持章开沅出任系主任。结果系主任还没确定，就等来了章开沅被任命为院长的消息。

　　章开沅后来自己分析，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院长，一则他算是个“老革命”；二则“文革”时期他没有什么派性，只是一个被批斗之身，因此能够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还像个读书人的样子”。此外，80年代选拔大学校长时，学术权重增加了。那一批上任的校长，如北京大学的丁石孙、南京大学的曲钦岳、南开大学的母国光等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自己1981年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好评。

　　章开沅的继任校长、时任华师副院长王庆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推选章开沅当院长的群众呼声比较高，但更多的还是上面的决定。

　　熊铁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初期，华中师范有三个博士点，分别是高原领衔的科学社会主义、张舜徽领衔的历史文献学、章开沅领衔的中国近现代史，三人在全国的学术地位都比较突出。张舜徽那时年事已高，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年龄，章开沅和高原(在新班子里任党委书记)都是出任院领导的最合适人选。

　　1983年底，章开沅的任命书由国务院下达，但并没有马上宣布。校内一些人反映，新班子是刘介愚老班子的“二套班子”，换汤不换药。

　　刘介愚人称“介公”，1954年任华中师范党委书记，与院长杨东莼搭班子，配合密切。“文革”前刘介愚一直主政华中师范，改革开放后，他于1980年从武汉大学回到华中师范，担任党委书记。章开沅和王庆生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新班子任命后，老班子已免职，刘介愚转任顾问。但新班子迟迟不能上任，学校的行政系统一度瘫痪。

　　章开沅在给胡绳去信时，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我本无意当院长，不料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人物，用过去的话讲就是‘挂起来了’。”

　　1982年4月初，北美亚洲学会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年会分组会，大陆学者由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领队，李泽厚、李宗一和章开沅等参加，章开沅因此结识了胡绳。他不知道的是，胡绳与时任教育部长何东昌是邻居。在教育部的过问下，华中师范新班子终于走马上任。

　　在就职大会上，章开沅没有描绘“蓝图”，只是说当院长出乎自己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但也有可能历史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过，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只能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现状，谋求新发展。最后他说：“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全场掌声雷动。

　　他上任后，教职工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衷心支持，一种则认为他身为学者没有行政经验，对他的治校能力抱有怀疑。

　　履新

　　上任之初，章开沅既不会批公文，也不熟悉学校各部门，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轮流向他介绍本部门工作。基建处还用教鞭和挂图讲解，像上课一样。

　　他决定从小事做起，先把民怨最大的泛黄发酸的馒头变白。他到食堂时，看到新上任的后勤处长和伙食科长已经到厨房了，原来大家想到一起了。这让他觉得，或许院长也没那么难当，因为他想到的，不用动员，别人也想到了。

　　原来华中师范的创收利润系里得三成，校部得七成，他一上任新班子就宣布新的分配政策，改成倒三七开。那时创收的途径主要是办培训班，华中师范的培训班办得很好，在社会上颇受好评。因此，很多系教师的福利都有所提高。

　　章开沅经常到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进餐，与学生聊天。他给学生作报告往往不带讲稿，而是用对话交流的方式。他鼓励学生“头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鼓励他们发展学生社团。

　　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改名成风，很多原本叫“学院”的都改名叫“大学”。华中师范的改名工作也已启动，章开沅对于推进改名本来不太积极，但在教育部门编制的高校目录上华中师范排名很靠后，影响了招生，他只能从俗。他还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请中原大学老领导赵毅敏帮忙，请邓小平题写了新校名，被一些不明就里的群众视为神通广大。1985年，他成了华中师范学院最后一任院长，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

　　那时，“高”(科研)与“师”(师范教育)的定位之争困扰华中师范已久，负责教学和负责科研的部门积累了一系列矛盾。章开沅上任后，有人提议围绕“高”与“师”的问题在全校范围内来一次大讨论。他考虑之后认为，还是不要讨论的好。他学习邓小平“不争论”的智慧，凡是开教务会议，就强调“教学为本”；凡是开科研会议，就强调“勇攀高峰”。

　　章开沅上任之初，华中师范与国外的交流严重滞后，只与美国宾州大学的爱丁堡分校有交往。为了实现“一的突破”，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带了外事处一名职员到美国“公关”。

　　华中师范的前身之一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与耶鲁大学雅礼会渊源深厚。在美国的友人给章开沅出了两个主意：第一是与耶鲁大学建立关系，打好这张牌；第二是放弃常春藤盟校扎堆、已经被中国名校攻城略地的北部高地，“向南发展”。

　　这一战略果然奏效。这次美国之行，章开沅先后与六所美国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其中，位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大学原本是亲台的。华中师范外语系教授杨亲德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任一秘，田纳西州在他工作范围内，经他牵线搭桥，华中师范顺利与孟菲斯大学建立了联系。签订协议时非常隆重，当地媒体都作了报道，田纳西州州长还授予章开沅“荣誉公民”称号。

　　1985年，章开沅提出恢复音乐系和美术系。教育部同意恢复，但要求经费自筹。

　　新中国成立前章开沅曾在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就读，他从中学到的就是，一些教会大学的经费无法与国立大学相比，但也发展得很好，其秘诀就是扶持一些重点学科。

　　从武汉音乐学院调来的闫国宜担任了音乐系筹备组组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华中师范经费紧张，但为了重建音乐系，硬是东拼西凑挤出了一笔钱，给音乐系购买了钢琴等昂贵的教具，重修了十几间琴房。经过一年的筹备，音乐系在1986年开始招生。

　　音乐系一些老师是从没有职称制度的演出团体调来的，也没有什么发表的“作品”，年纪很大了还解决不了职称。闫国宜向章开沅汇报，章开沅说：“你在评审会上要详细介绍表演专业的特点，不然评委们不了解，你们就要吃亏。”闫国宜详细介绍后，顺利解决了音乐系老师的职称问题。

　　“副校长负责制”

　　章开沅曾说，他刚做校长时，大家都有一股想要做事的冲动。那种热情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像地下的热火，一下子要喷发出来。

　　那时不光是校长，各级干部的任用都要经过群众推荐、组织审查、征求意见的民意测评程序。

　　章开沅提名的第一个中层干部是哈经雄，这是政治系的吴老师推荐的。哈经雄的父亲是维吾尔族人、国民党的将军，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哈经雄处事灵活，能说会道，点子多，也有人说他“圆滑”。章开沅觉得，“圆滑”与“灵活”不好界定，有些事是必须调和妥协的，世上没有那么多“原则斗争”。

　　于是，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处级干部名单时，他提名哈经雄任校办主任。哈经雄此前只是教务处教研科科长，这属于破格提拔。几位常委都很尊重章开沅的意见，同意了他的提名。

　　哈经雄当上校办主任后，果然把各方面工作协调得很好。他成长很快，1987年成为了中南民族学院院长，1992年又担任了中央民族大学校长。

　　1987年夏，原为人事处处长的汪文汉接任校办主任，被章开沅称为“大管家”。汪文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做校长很超脱，他不揽权，很放手。

　　每周三，汪文汉会组织校长办公会议，会前将各部门报上来的议题综合起来，向主管副校长王庆生汇报，做一遍筛选，再把重要或者紧急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校长办公会议由章开沅主持。他说完开场，就请大家讨论。讨论期间，有时候他就打起瞌睡来。讨论完后，再由他作总结。

　　时任副校长王秋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继承了华中师范的两个传统，一是务实，二是班子团结，这在武汉地区都很突出。章开沅是学者，视野开阔，在行政岗位上主要是把握大方向，具体事务副校长管得多。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风格就与章开沅完全不同，校内一棵树种在哪、哪个老师家少了个煤气罐，朱九思都会亲自过问。

　　熊铁基和刘芹茂都回忆，当时确实是副校长专负其责，比如教研工作由分管教研的副校长邓宗琦说了算，遇事请示完副校长就可以放心了，并且副校长们都是基层教师的“后台”。这是章开沅时期才有的一种做法。

　　章开沅相信，校长不要做副校长的事情，副校长不要做处长的事情。他曾说：“我做校长，与其说我是听上面的，不如说我是听下面的，学生会主席都可以指导我。”有老友问他：“那你不是都被架空了？”他认为，校长确实是“架空”了，但不是被人架空，而是自我架空。并且，它的好处全从“空”字而来。首先，校长“空”了，副校长就“实”了，能够放手做事。同时，校长就不用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可以将心思用在发展方向上，并且能深入一线。

　　章开沅不揽权，但也不听人摆布。上任之后，他恶补管理学，学以致用。管理学上说要“争取主动”，即不让秘书或他人左右自己的工作，争取每天都按自己的计划办事。那时他一进办公室，就有校办的个别人进来汇报工作，滔滔不绝，中间夹杂着很重的个人好恶。他联系到管理学上看到的“争取主动”，恍然大悟，发现这种“汇报”有很大的引导性，由此提高了警惕，避免与个别人过分亲近。

　　刘芹茂说，那时章开沅还实行了一项制度，就是各系有重大事项要向校长写书面报告，校长必须一个月内批示回复，否则就等于同意。

　　章开沅任校长期间，面对系里的人事纷争，奉行唐朝皇帝“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的原则，一般不介入。有人给教育部写信告状，教育部转给章开沅，章开沅读后对那些一看就查无实据的就直接锁进公文柜，离任时一把火全烧了。

　　学者治校

　　1979年，严昌洪考进章开沅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那时，章开沅已凭借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在学界的地位，被一些人誉为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严昌洪回忆，章开沅曾告诉他们，在华中师范能当校长的人一抓一大把，教育部之所以选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如果他因为当校领导就放弃了学术研究，那就失去了当校长的意义。

　　章开沅上任之前向教育部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一条是只做一任，还有一条是每周要允许他有两个半天做学问，教育部都同意了。

　　时任副校长王庆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上任之初，学校党委专门开会做过一个决定，要保证他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大事向他汇报，小事自己处理。

　　汪文汉说，章开沅是华中师大的“宝贝”。华中师大不像一些综合性大学名家众多，师范院校想在国家教育界有一席之地，就要保证章开沅这样的大家能够继续出研究成果，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让全国听到华中师大的声音。因此大家有共识，要保证他的学术研究时间。

　　开始时，为了保证做学问的时间，章开沅在办公室和家门口贴了“请勿打扰”的条子，很多人都有意见，他很快妥协，改成利用每天早上4点到8点这段时间做学问，其余时间都用来处理校务。

　　章开沅回忆，清晨做学问当然享受，不过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开会时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困倦，过了之后就清醒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影响工作，至少没有误过事。利用这个治学“黄金时间”，他完成了《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朱斌是章开沅任校长时的保卫处处长，章开沅不拘一格任用的好几个特殊人才，最初都是朱斌推荐的。朱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首先是历史学家，再是教育家，然后是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他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当代教育提出的批评既不纸上谈兵，也不偏激，能站在客观的立场。

　　熊铁基则认为，章开沅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贡献，比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还要突出。他作为校长的最大特色是，能针对高校和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声，敢说话，也有说话的水平，分寸拿捏得好，因而影响较大。

　　“先把自家的围墙拆掉”

　　1989年下半年，63岁的章开沅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希望辞去校长职务，出国留学。他去意已决，请假出国。直到1991年初，他的职务才正式免除。

　　1989年8月，他抵达美国，从东岸到西岸，在美国各大学访学。他重新做回纯粹学者，早上写作，下午办事、会客，晚上翻闲书、看电视。

　　他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档案室花了9个月时间看完贝德士的全部文献。贝德士是章开沅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传教士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学长达30年之久，南京大屠杀期间还参与组建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他留下的文献包括大量南京大屠杀史料，章开沅完整复制了一份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章开沅先后出版了多部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成为“南屠”研究的国际权威学者。

　　结束在美国的访学后，1995年春，章开沅又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半年。四年多的海外留学，让他迎来新的学术高峰。他写出《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贝德士文献研究》等一系列著述。在他的带头下，华中师大成为中国教会史的研究重镇。

　　章开沅从美国回来后，北京一些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还是留在了华中师大。

　　晚年，他仍然关注大学和社会现状，常常呼吁高校教育体制改革。

　　2013年10月，华中师大110周年校庆时，87岁的他即兴演讲。他在回忆校长生涯时说，自己是根本不会做行政的一个人，就是靠交朋友，靠“爱”。“我有那么多好的同事，有那么多好的学生，很多大的举措是跟学生一起商量，而且首要是靠学生……就好像在海水里面游泳，海水密度很大，能把人自然地浮起来。”

　　“资深教授”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头衔，享受与两院院士同等待遇。章开沅2002年获评资深教授，经过四次请辞，2014年正式辞掉资深教授头衔以及每年10万元津贴等所有待遇。他由此成为国内请辞资深教授第一人。

　　他说：“国家制定学术头衔终身制，本意是想学者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研，但现在却本末倒置，追求学术地位比钻研学术的人多得多，使得高校学术发展深受其害。学术头衔终身制把高校变成了一座围城，走进这座围城，就等于拥有高待遇、高津贴。我老了，该享受的也享受够了，我想走出去透透气，所以先把自家的围墙拆掉。”他认为，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他常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现在这句话已成为他所开创的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所训。

　　他去世后，当年的外事处处长杨亲德写了一首《悼章校长》：慧眼洞达世间斗，睿智透析天地争。一代英师毓英才，芳名永驻千古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