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翱：北大才子为少先队奉献一辈子

坐在书桌前，张先翱要半摘下眼镜，把书凑得很近很近，才能够看清上面的字。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只有0.3，每天定时定量注射两次胰岛素……即便这样，87岁的张先翱依然没停下干了一辈子的少先队工作。

因为热爱，从学生时代到退休后27年，张先翱都在为热爱的红旗一角的教育事业奋斗。

被先烈事迹激励 学生时代就当少先队辅导员

1949年，15岁的张先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快就被推选担任浙江省宁波效实中学团支部副书记兼少年儿童委员。

1950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会议颁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旗、队歌、队员标志、队礼、誓词及口号等。

正是那次会议，确定了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1950年5月，宁波市首批建队，张先翱负责效实中学少年儿童队建队工作，任副大队辅导员（正职由教师担任），也成为全国很早佩戴红领巾的辅导员。

1950年到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少先队工作主要围绕抗美援朝开展。在张先翱年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每天晚自习前半小时的少先队活动，他都会带着大家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故事。

黄继光、邱少云……每当张先翱讲起那些英雄的事迹，学校可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小礼堂总会坐满学生。“我也就比同学们大两三岁，英雄先烈的事迹教育了少先队员，也教育了我本人。”从那会儿开始，张先翱就感受到少先队辅导员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中学时期当辅导员的日子，张先翱因工作出色受到表彰。1952年宁波市表彰40个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他是唯一一个学生身份的辅导员受到表彰的。1953年，宁波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张先翱还被选为人代会代表。

在张先翱的高考志愿表上，他填了9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还填了1个北京大学儿童文学专业。

1953年9月，张先翱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前两年在系里当文艺委员，组织大家搞文艺活动。但他始终放不下心心念念的少先队工作。第三年，张先翱憋不住了，主动找到学校团委，申请要到北大附小当辅导员。

至今张先翱还很感谢当年北大团委很支持他作为学生的这一想法，不但委派张先翱去附小当总辅导员，同时还从各个院系选拔了10多名优秀团员，担任中队辅导员。回想起来，张先翱不禁感慨，“可见北大团委当时对全团带队的重视”。

在张先翱担任总辅导员的3年，北大附小的少先队活动很是活跃。最让张先翱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利用一个半月时间辅导五年级一个中队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李大钊的主题队日活动。

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革命烈士李大钊牺牲30周年。张先翱也在为毕业论文忙碌着。他的毕业论文主要研究李大钊，理论结合实践，他带着少先队员们开启了一次丰富而意义深远的主题队日活动。

到北大红楼参观、前往景山东街任弼时故居绞杀李大钊等20位烈士的绞刑架前凭吊、到万安公墓祭扫李大钊，邀请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讲述先烈的革命故事……活动后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将此拍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在北大任教时，李大钊的工资是120块银圆，同期还有在别的大学讲课的报酬，加起来能有300块，可他把大部分钱都资助革命、帮助青年学生了……”李大钊这些事迹，让张先翱印象深刻，“对我教育很大，也是我学习的楷模”。

“愿红领巾与银发齐舞” 成为北大才子的座右铭

学生时期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让张先翱深深地爱上了红领巾教育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优秀人才”建队初心铭刻在心。

1957年，尚未大学毕业的张先翱还担任了海淀区少年之家故事辅导员，利用星期天向少先队员们讲先锋故事、少年英雄故事。

当年，在北京市第二次辅导员代表会议上，张先翱作为受表彰的辅导员发言。他当场表了决心：“明年我要大学毕业了，如果可以填写100个分配志愿，我要从第1个到100个都写上少先队工作。”

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张先翱立下了“愿红领巾与银发齐舞”的座右铭。

次年毕业填写分配志愿，张先翱第一志愿就是小学老师。五年制北大历史系是培养大学师资和历史科研人才的，张先翱为此还专门找党支部书记表示希望能照顾自己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初中老师；第三志愿：中国少年报；第四志愿：哪里有少先队工作可干的哪儿都去。“不挑地点，不光北京，外省市、农村、山区，哪儿都去”。正值青春的张先翱铁了心要干少先队工作。

让张先翱意外的是，自己被破例分配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少年部工作。自此，少先队工作成了张先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62年春，张先翱被借调到团中央少年部工作3个月，和时任《辅导员》杂志副总编朱音一起编写《少年先锋队工作问答》一书。

为了更好完成辅导员资料的编辑工作，张先翱和同事经常要到郊区去总结典型经验。虽然张先翱与夫人已于1959年结婚，但是夫人长期在上海工作，实际上在北京的张先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他经常承担了到北京远郊调研的任务。“有时候骑着自行车行程几百里，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到农村调研”。

15岁入团，由于“祖上72亩地”，家庭成分地主的张先翱接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直到1964年7月9日，30岁的时候，张先翱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团员到党员，他始终积极奋斗在少先队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

在团北京市委工作的那些日子，张先翱心里印着100万和两万这两个数字。这是当时北京市少先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的人数。借调到团中央、后来又在团中央系统其他岗位工作的时候，张先翱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心里记挂着的，是全国1.3亿少先队员和370万少先队辅导员。“我在少先队的领导机关工作，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全队”。直到今天，张先翱还说，这4个数字给了他巨大的动力，“我们的工作意义很大，责任很重”。

人生选择再多   他都不忘初心

1978年以后，少先队工作全面恢复，张先翱最开心的是可以接着干少先队工作了。

1979年，他面临两个不错的选择，到中国少年报社担任少先队工作组组长，或者到《辅导员》杂志社担任少先队工作组组长。前者级别高，“组长”一职是正处级，房子可以多分一居；而后者的“组长”只是科级，但张先翱还是选择了到《辅导员》杂志社工作。

“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少先队辅导员，研究的学问要广一些，深一些。”在面临人生选择时，张先翱总是铭记最初的想法。在他看来，哪里更有利于开展少先队工作就去哪里，待遇、名利都要靠边站。

《辅导员》杂志曾经报道，张先翱在《辅导员》做编辑的4年里，以平均每年4个月的时间，到外省市出差，进行少先队工作“采风”。4年中，他收获了20多个采访笔记本，积累了诸多少先队辅导员智慧的结晶。

这也是在张先翱看来，充实而难忘的一段时光，“这4年，是我从事少先队工作的历史上，见到最广、学到最多、收获最大的4年”。也正是那段时间，他帮助少先队工作探寻出一条条发展之路。中学少先队工作薄弱时期，有人提议取消中学少先队，是他三下无锡，探寻、总结无锡中学少先队工作的丰富经验，并用事实发声：中学少先队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应是少先队工作的黄金时代。农村少先队工作困难多，他辗转山东掖县（莱州市）、四川什邡、江苏武进、山西运城等地，寻找农村少先队工作希望的火种。

从当一名最基层的辅导员，到为《辅导员》杂志投稿，再到成为《辅导员》杂志一名工作人员，张先翱与辅导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张先翱年近五十之时，根据工作需要被输送到全国妇联系统的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现中国儿童中心）工作。在新的岗位，张先翱创办了第一份以指导孩子玩为宗旨的刊物《学与玩》杂志，设置两个少先队的专栏，组织6名少先队工作专家赴西北五省培训辅导员；还在4年里为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场辅导员培训讲座。

张先翱称自己这一时期是“身在妇联系统，心在少先队”。

1986年年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张先翱调任少年工作系主任，一开始，全国妇联不肯放，专门派一名书记和他谈话，但是张先翱态度坚决：“我太喜欢少先队工作了，你放了我吧。”

离开当时发行量28万的《学与玩》杂志总编辑岗位，回到共青团系统研究少先队工作，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个很难的选择，但张先翱毫不犹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块全新的沃土，张先翱创办第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以研究少先队为重点的学术刊物《少年儿童研究》，任主编7年，组织发表了全国少先队工作者几百篇论文，为创立少先队教育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

199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成立，他任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工作以来，张先翱辗转多个岗位，但始终不忘少先队工作，不论在哪，他总是在寻找能够让自己在少先队工作中发光发热的岗位。

将一生都致力于少先队工作研究，张先翱创建了第一个少先队组织教育新兴学科，构建了第一套高校少先队教育学的教学体系。他提出了完整有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组成的教学要素和知识框架，将少先队理论与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将教育原则与工作方法有机融合，将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训相互联合，从而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少先队学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工作系主任的岗位，张先翱组织了少先队学科大学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实施，创立了少先队学科。

他主编的我国少先队学科第一本大学教材《少先队工作方法论》，通过方法论的五原则、“管理教育”“阵地教育”等十大方法，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少先队教育活动的方法论，将学术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相结合，对全国少先队活动的蓬勃开展，起了理论先导、实践促进的作用。

而在这之前，他已被称为少先队教育系统化理论提出第一人。

那是1979年的一次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交流中一些老辅导员期待改变30多年来少先队工作随意性、运动式的弊端，提出少先队工作系统化的愿望。张先翱得到启发，撰写了《浅谈少先队工作系统化》论文。

1989年，全国少工委委托他主笔起草《中国少年先锋队教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历时9个月，四易其稿，于1990年第二次全国少代会前夕，张先翱不仅交上了答卷，《纲要》颁布实行，还完成了附加题，《系统论与少先队教育系统化》一文发表，用系统论阐述了《纲要》的必要性、《纲要》具有的少先队特色等内容。

尽管如今身体不允许他到少先队工作的第一线与大家面对面交流，但张先翱欣慰的是，自己还能够从学术和理论研究领域，继续为少先队工作事业作出贡献。

在他的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文件、9个版本的《少先队章程》、国内出版过的有关少先队的各类书籍，还有从创刊至今的《辅导员》《少先队活动》《少先队研究》等刊物。而他本人，几乎亲身经历了少先队工作的所有重要发展变革时期，可以说是一部行走的“少先队工作宝典”。

退而不休，继续耕耘少先队事业27载

1994年10月，张先翱退休。

当年，借全国少先队开展“雏鹰行动”之机，国家刚刚实行双休日，班队活动由原来的每周两课时缩短到一课时，少先队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没有机会开展。

当年年底，张先翱在北京育英学校小学部4个中队试点开展“假日小队”，从小队活动主题、时间地点、聘请谁的家长担任辅导员都由队员民主协商确定，充分展示了队员主动性和积极性。

北京市育英学校小学部原校长杨靓曾在一次研讨会发言中表示，实践证明，这一少先队工作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队章所表述的少先队的目的，“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听党的话”，“参与实践，培养能力”。

这一模式后来得到全国少工委的推广，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品牌活动，并为“少先队走入家庭”探索了新路子。

退而不休，是张先翱这27年来的常态。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领导下，他利用3年时间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儿童发展历史大型辞书《百年中国儿童》，这一纵贯100年、横跨17个儿童领域近30个门类的巨著，填补了教育史上的一项空白。

在少先队工作岗位奋斗大半生，张先翱以自己的研究服务于少先队工作，用培训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他先后受邀为5所大中专院校讲授少先队知识和少先队工作方法论课程，为30多个省（区、市）少先队辅导员作报告2055场。

张先翱是中国少先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高等学府评为少先队专业的正教授，并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绩的肯定，更标志着少先队专业的学术地位、少先队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肯定。

这在少先队发展史上，是一项零的突破。

除了少先队工作和学科研究，张先翱还充分利用退休后的时间进行辅导员培训。他担任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和顾问，在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山东5省市创建少先队活动科研实践基地30处，指导课题80多个。每个课题开题、中期检查、结题，他都坚持面对面指导。

自掏腰包为西部少先队事业添砖加瓦

长期受邀到各地进行少先队工作辅导报告，张先翱发现，东、中部地区邀请讲课的很多，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于是他决定为西部地区义务授课，自掏差旅费用。

坚持义务为西部地区授课，7年间，张先翱为了省下钱到更多地方，住宿往往选最便宜的，最差的时候，一晚上40元，甚至十几元的大通铺他也住过。

2005年后，张先翱为广西百色、贺州、柳州，贵州都匀、凯里，陕西户县（西安市鄠邑区），青海，宁夏各地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及北京远郊密云等132个县、市、旗、乡镇进行了自费义务讲课，还购买几千本教材赠送，花了5.8万元。

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为1000多名辅导员和教师讲课，结束后，团市委主动要给他1000元报酬，他坚决不收：“我们事先就约定好了义务讲课的”。

2012年2月，张先翱患癌症动了大手术，自费义务授课被迫中止，就用赠送自己写的教材代替他授课。

2014年《张先翱少先队教育文集》等3本书出版，一套少先队队章挂图，所得10万多元稿费全部用来购书和挂图赠送给西部地区。

从1950年至今，张先翱为红旗一角的教育事业持续奋斗。他总结出自己能够在少先队工作岗位上始终如一投入，离不开“八字秘诀”：热爱、忠诚、勤奋、持恒是他始终如一的态度。

从年少时期立下“红领巾与银发齐舞”的誓言，到而今耄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张先翱不光将自己的青春与智慧投入少先队工作，也耕耘出累累硕果。多年来，他著有《少先队工作方法论》《张先翱少先队教育文集》等20多本（部）著作。

为庆祝建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的2022年4月党领导我国少年儿童运动100周年，今年，张先翱还编写了一本《少先队的光荣道路》，宣传多个少年英雄的故事，配合习近平总书记“向少年英雄学习”的号召，预计明年年初出版。他和夫人早早就商量过，这本书的版税，全部捐献出来，还要再拿出5万元积蓄，购买少先队工作的书，捐赠给西部地区。

“我是共青团教育培养起来的少先队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名永不退休的老兵。”张先翱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还要为少先队做点实事。